上海小三线建设始末 时间:2018-09-29

  原载于《上海市志·工业分志·工业综述卷》

  上海小三线(以下简称小三线)建设于20世纪60—80年代,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加强战备、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后方工业基地。1965年开始选点筹建,至1988年调整结束,历时24年。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965年5月—1971年底,基本建设时期;1972—1978年,军工生产发展时期;1979年—1984年7月,军品民品生产相结合时期;1984年8月—1988年底,调整与交接时期。

  (一)基本建设时期

  1965年5月—1971年底,上海市后方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和“五○七”工程指挥部,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建设小三线的决策,率领近万名干部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奔赴皖南、浙西山区,跋山涉水,踏点勘测,劈山筑路,勤俭建厂,至1971年底,顺利完成基本建设任务。

  1.小三线建设的决策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处在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势力的包围和威胁之中。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增派兵力;西南中印边境形势偏紧;东南沿海仍处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封锁之下,台湾的国民党依仗着美国撑腰,妄图“反攻大陆”;南部邻国越南,美国侵越战争正在升级。

  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紧张局势,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准备打仗”,“第一线和第二线要搞三线”,“沿海各省市都要搞点小三线,属于地方军工厂”,“三线建设要抓紧”。根据毛泽东上述指示精神,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全国建设小三线的决定,并指示在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新建和扩建时,要从一线往内地搬迁一批工厂、设备和技术力量,以尽快建成战略后方基地,完成备战任务和改善工业布局。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对小三线建设作了多次研究,逐步形成了在皖南、浙西地区建设小三线的思路和方略。1965年5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书面报告中,提出的基本设想是:按照华东局指定的地方,拟在皖南黄山和浙江天目山一带建立上海的后方工业基地,在充分利用原有空关房屋的基础上,盖一些房屋,搞一些仓库,造一个医院,把市内的一些重要档案、文物、技术资料和一部分重要物资运去妥为保存;同时打算筹建若干研究所和实验工厂,在后方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保证在战时仍旧能够少量地生产一些同国防军工、三线建设有关的新材料、新设备等产品,上述科研单位在战后可以作为恢复和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骨干力量。

  上海建设后方工业基地的设想,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南京军区、华东行政区批准后,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建设项目及其布点的规划推进工作。

  2.小三线建设的六次规划

  1965年5月—1971年底,小三线建设项目及其布点先后进行过六次规划和调整。

  第一次规划的时间和内容

  1965年5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组成上海后方工业基地建设选点小组,由上海市公用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罗白桦带队,到皖南、浙西、赣东等地勘察了解,并于5月22日在黄山讨论研究上海后方工业基地的建设规划。市长曹荻秋、副市长宋季文参加研讨会。会议明确上海后方工业基地建设的六条原则。即:它是华东的战略后方基地;既要分散,又在适当集中,便于联系协作;既要靠山隐蔽,又要便利交通运输;动力来源较易解决;距离市镇不太远,生活有依托;搬迁可分步进行,条件成熟的先搬。会上,确定以皖南屯溪为中心,建立上海科学技术后方。10月中旬,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向中共上海市委呈报“关于在上海后方安置第一批单位的意见”,正式提出第一批安置以科研机构为主体的36个项目共18家单位的名单、投资和安置人数。

  中共上海市委很快批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报告,并于10月11日召开上海后方建设会议,宣布成立由罗白桦、黎崇勋、曹伯慰、张子嘉、方希观、高玉庆等组成的“上海后方建设领导小组”,由罗白桦为组长。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上海后方建设领导小组对18家单位的布点作出操作方案,并于11月19日向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作全面汇报后开始组织实施。

  第二次规划的时间和内容

  1966年2月—5月,副市长李干成、张承宗带领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马一引和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周璧等先后三次在皖南、浙西、赣东等地勘察和调查研究,形成基本一致的意见。5月13日,上海市后方建设领导小组向中共上海市委汇报后确定:上海市后方基地的区域范围,初步规划在以屯溪为中心的皖南山区,包括浙江、江西的一部分,东起浙江天目山,西自安徽的东至到江西的景德镇,南至浙江开化和江西婺源,北至安徽宁国、青阳、贵池一带,所牵涉的行政区域包括安徽徽州专区全部、芜湖专区、池州专区,浙江昌化、开化地区,江西的景德镇和婺源地区等。

  对后方基地的布局设想是:以黄山为中心,包括冈村、汤口、茶林场、谭家桥一带,作为后方机关地区,布置机关、医院、学校、文化、档案等部门;屯溪、祁门一带,包括休宁的上溪口、黟县的渔亭等处,布置科研部门和有关的配套协作工厂;宁国、绩溪一带,包括浙江昌化、开化地区,布置机械工业及军工;泾县至旌德、绩溪一带布置无线电、仪表工业和轻工业;冶金工业运输量大,用水量多,占地面积广,又需接近原料产地,因此可布置在青阳、贵池一带;旌德、绩溪、鸿门、岛石这三角地带作为物资贮备地区,并保留天目山南北地区和江西婺源地区为发展备用地。同时对解决电力供应、交通运输等问题也作出了具体安排。

  1966年7月14日,上海市计划委员会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意见,会同上海后方建设领导小组与有关工业局研究,提出第二次迁建项目36个。国家计划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以(67)计防字012号文件批复“同意”。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迫使第二次规划项目的布点工作中途停顿下来。

  第三次规划的时间和内容

  1967年1月,上海后方建设领导小组机关相继成立三个造反组织,在1月12日联合夺权,组成接管委员会。接管委员会经过研究后,对原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安排的36个项目作了相应调整。6月16日—8月6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上海后方建设会议。会议认为原中共上海市委确定的上海后方建设方针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重新确定。会后,对原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两次规划项目作了全面调整,并规划了一批新建军工项目。

  第四次规划的时间和内容

  1968年8月,根据第四机械工业部关于“师以下的战术通信装备,按照大战略区成套”的原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交通组与上海市仪表工业局研究,规划安排12家生产通信装备的工厂和配套厂。在12家厂中,东风机器厂和遵义器材厂是整机厂,向阳机械厂是配套厂,其余9家厂是元器件厂。1971年3月,第四机械工业部以(71)四远字0148号文对上海小三线12个通信装备厂,发给了用“八”字头四位数的代号厂名。

  第五次规划的时间和内容

  1968年3月5日—5月8日,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等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小三线建设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上高射武器,特别是“三七”高炮和“五七”高炮以及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等常规武器中的尖端产品。

  根据上述会议精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6月1日—11月召开上海小三线工作会议。研究决定,在上海后方基地建设特殊钢厂、“五七”高炮和“五七”高炮弹厂、发电厂和汽车修理厂等项目,并提出要对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项目产品方向作进一步调整。1969年2月8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集会议,提出新建“五七”高炮、弹、雷达等12家厂、附属7个项目、改造11个项目、结转17个项目的初步意见,将新建与“五七”炮有关的改建和附属项目命名为“507”工程,并确定“507”项目的地区布局,明确“507”工程计划新建48个项目,改建7个项目。

  第六次规划的时间和内容

  1974年,上海市工业交通办公室军工组提出要上包括步枪、机枪、迫击炮、弹、引信,以及八二无座力炮、弹、引信等8种团以下装备的轻兵器,并将红光试剂厂改建为生产“7.62”枪弹厂。1975年又确定要上“八五”高炮弹、“八五”微旋破甲弹和“八五”加农弹。

  3.小三线的基本建设

  项目的设计

  小三线每次规划项目的总平面设计,总体上是参照“靠山、隐蔽、分散”的战略要求,基本上由南京军区决定。扩初设计经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下达给各包建局后,由各包建局组织设计、测量,施工人员和包建单位的领导干部及技术、管理人员奔赴皖南山区规划点进行现场设计。设计方案经工程指挥部审查后,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实行。

  小三线项目设计,地质水文、测量和设计力量的组织是比较充分的。第一批18个科研单位的项目设计,上海市规划设计院投入三分之一的设计人员,保证了设计任务按时完成。广大地质、水文、测量、设计人员,发挥了聪明才智,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项目建设的战备要求和勤俭原则具体落实在一个个单位设计之中,融入在一张张图纸之上。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一个又一个设计任务,为早日开工建设赢得了时间,立下了功劳。

  基本建设的组织实施

  小三线建设的施工力量主要由上海市建筑工程局所属建筑公司、安徽地方建筑公司和地方民工等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为承包上海小三线81家独立单位的基本建设任务,上海市建筑工程局派出第一、第二、第四建筑公司共12个建工大队、2个安装大队、约1万余人参加小三线建设。安徽地方共支援2个建工大队,约400人,还有大量的民工。

  小三线基建所需要的大量材料,除钢材、木材、水泥和建设小五金由上海供应外,其他材料如砖、瓦、石方、黄砂、石灰、毛竹等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为了加强对基本建设的现场指挥和管理,1966年2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由罗白桦任组长的“上海市后方领导小组”(又称229工程指挥部),对施工区域的政治、基建生活、安全、保卫、保密和工农关系的协调等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保证工程按质按量如期完成。1969年初,229工程指挥部改名为812指挥部,由韩先率、张克宽等主持工作。基本建设后期先后建立661(电机)、632(化工)、653(轻工)、674(仪电)四个工区领导小组。工区领导小组由行业工业局派出干部、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地方政府等方面的负责人组成,对行业内的基建项目实行统一领导。

  为了加强对“507”工程项目建设的领导,1969年12月5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在贵池成立“507”工程指挥部,下设四个分部建设领导小组:分头负责钢厂基建、五个炮厂基建、电厂和变电所基建、东至化工厂基建。在徽州地区“507”工程项目及续建项目按行业重新划定四个工区,即:一工区(机电)、二工区(化工)、三工区(轻工)、四工区(仪电)基本建设领导小组,各行业工业局派出部门负责领导工区内的基本建设工作。

  安徽省各级党政组织对小三线的基本建设十分重视,给予极大支持。皖南徽州专区、池州专区都指派领导参加指挥部的领导工作,涉及的县都指定一位县的领导和部门领导分工负责支援小三线建设工作,工区所在地县都有一名县级领导参加工区领导小组工作,施工现场所在地都有数位公社、大队的负责参加施工现场建设领导小组。各级领导干部具体而迅速地帮助解决了基本建设中人力、物资、交通、用地等方面的问题及困难,为小三线基建任务的胜利完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基本建设项目竣工

  1966年3月—1971年,小三线基本建设历时6个年头。除6家单位基建处于扫尾以及1971年以后零星规划的8家单位外,60多家单位基本建设全部竣工,其中42家工厂陆续投产,以军工为主的上海后方基地在皖南山区已初具规模。(二)军品生产发展时期

  1972—1978年,小三线广大干部职工在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安徽省所在地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帮助下,艰苦奋斗,努力克服生产上、生活上各种困难,为保证完成军品任务而日夜奋战,表现了上海工人阶级讲政治、顾大局、识大体的可贵品质。

  1.后方基地领导体制的重要变化

  1972年初,小三线有42家工厂相继建成投产,职工3万余人,各级党政工团机构也相应成立,初步形成常规兵器的生产和配套能力,原来基本建设时期建立的领导机构和体制,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成立后方基地党委

  为了加强领导,发展军工生产,1973年3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上海在皖南的812指挥部和“507”工程指挥部合并,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以下简称后方基地党委)。4月2—11日,上海后方基地在屯溪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由21人组成的中共上海后方基地第一届委员会。4月25日,经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研究决定,同意后方基地党委定为市局一级机构,由韩克辛任党委书记。后方基地党委的任务是:负责抓好各项中心运动和思想政治工作;统一管理小三线单位的组织、干部和人事、教育工作;组织实现各项生产、基建计划和就地协作、配套;做好支援地方农业生产和地方工业的工作,统一处理和当地的关系。

  1975年初,后方基地党委书记韩克辛因病离开。3月21日,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王祥举任后方基地党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上海市委对后方基地党委作了重要调整。

  变更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

  1973年8月6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上海市国防工业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上海后方基地所属单位组织领导关系问题的通知》,规定:后方基地党委对小三线所属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建设实行统一领导;小三线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渠道,仍由上海有关工业局归口管理;年度生产、财务计划;以有关工业局为主编制,与后方基地共同商定下达;后方基地建立机电、电子、化工、轻工四个工业公司,分别管理有关基层工厂,贵池钢厂、群星材料厂、新光金属厂、胜利水泥厂、培新汽车修配厂作为后方基地直属厂。

  从1974年4月1日起,后方基地轻工公司、光明机械厂、万里锻压厂、光辉器材厂、燎原模具厂、红星材料厂、海峰印刷厂划归后方基地党委统一领导,有关生产业务、协作关系等也均由后方基地统一办理;曙光电料厂在供产销尚未独立之前暂仍由上海电池厂继续负责。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同意,1974年6月6日,红光材料厂改建为子弹厂,从上海市化学工业局划归后方基地党委统一管理,并由后方基地轻工公司直接领导。接着,后方基地党委又与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协商,双方同意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在皖南的小三线单位划归后方基地。从1975年1月1日起,后方基地机电工业公司、胜利机械厂、前进机械厂、永红机械厂、五洲机械厂、火炬机械厂、协作机械厂、协同机械厂、联合机械厂、跃进机械厂、卫海工具厂和战斗汽车队的党的工作、干部人事、生产计划、协作配套、物资供应以及财务基建、劳动工资等各项工作均由后方基地党委统一领导。

  截至1978年,后方基地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三种状况,即:原来由上海市轻工业局、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两个局包建的19家工厂,政治工作、干部人事、生产业务统一归后方基地党委领导;原来由仪表、冶金、交通运输三个局包建的23家工厂,政治工作、干部人事归后方基地党委领导,生产业务仍由前方局包建管理;原来由化工、电业、建工、邮电、卫生等局包建的单位政治工作归后方基地党委领导,干部人事、生产业务均由上海包建局领导。

  2.军工产品的试制、配套和全面投产

  在20多年的历程中,小三线相继生产过以新40火箭筒和火箭弹、57高炮和57高榴弹为主体的,以及黑索金炸药、82无后座力炮、木柄手榴弹和钢珠手榴弹、7.62枪弹、305炮瞄雷达、光学测距机、数字指挥仪等军工产品。

  新四○火箭筒、火箭弹的试制和生产

  69式40毫米火箭筒和火箭弹是反坦克武器。它是小三线生产起步较早、生产规模较大、产品质量较好的主要军工产品之一。1966年6月,开始定点进行设计和基本建设。1968年,在安徽省宁国县(今宁国市)宁墩区南极乡杨狮坞,建成协同机械厂,生产火箭筒;在浙江省临安县(今临安市)昌北区仁里乡仁里村,建成协作机械厂,生产火箭弹。1971年,跃进机械厂又在屯溪市屯光公社社屋前大队建立红旗车间(后定名为红旗机械厂),生产新40火箭弹的引信(电2引信)。

  1968年10月,在协同机械厂、协作机械厂两厂党委的领导下,技术人员和职工开始试制56式40毫米火箭筒和火箭弹(亦称老40)工作。1969年4月,接受试制生产“69式40”火箭筒、火箭弹(称为新40)的任务。经过通力协作努力奋战,1969年7月1日,生产出样品。11月8日,经上级批准召开产品鉴定会。通过鉴定,符合图纸设计要求,1969年底试产新40火箭弹868发,经靶场试射验收合格。

  根据兵器工业部下达的计划,1970—1980年,共生产69式40毫米火箭筒5.2万具;1970—1985年,共生产69式40毫米火箭弹194万余发。从1981年1月起,停止生产69式40毫米火箭筒,正式成批量生产69I式40毫米火箭筒;从1985年8月起,停止生产69式40火箭弹,正式生产69I型40毫米火箭弹。截至1986年10月,共生产69I型40毫米火箭筒2万余具,火箭弹10.5万发。1986年10月,经国防科工委批准撤销军品生产线,正式停止生产。

  57高炮和57榴弹的试制和生产

  57高炮和57榴弹是小三线涉及企业最多、生产规模最大的军工产品。1969年1月,国务院正式下达兴建“507”工程,规划新建和改造18家工厂。它的主体生产部是9家工厂,即:地处安徽省贵池县境内的胜利机械厂、前进机械厂、永红机械厂、火炬机械厂、五洲机械厂;地处安徽省绩溪县境内的燎原横具厂、万里锻压厂、光明机械厂、光辉器材厂。胜利机械厂和燎原模具厂分别为炮厂、弹厂的总装厂。

  57高炮的生产线于1969年5月定点,1970年开始施工,边基建边试制。1971年转入批量生产,至1979年,合计生产562门57高炮,其中经验收出厂556门。

  57毫米电光杀伤榴弹生产线于1969年6月定点,1970年初步建成,设计生产能力每年40万发。1970年4月开始试制,5月生产出样品,6月底生产出59式57毫米榴弹13小批7275发。1971年8月,第五机械工业部、总后军械部委托有关单位组成国家级鉴定小组,对产品进行全面鉴定考核。9月经国家正式批准投入批量生产。1971—1985年,生产铜质和钢质57榴弹共403万发,最高年份产量达60万发。后因国家进行全面调整,军品生产大幅度下降;经上级同意,1986年停止生产57榴弹。

  安排其他军用产品的生产

  火炸药是小三线上马较迟、生产时间不长的军工用品。生产火炸药的企业,于1970年起在安徽东至境内筹建。其中,包括生产火炸药的红星化工厂、卫星化工厂、金星化工厂,提供化工原料的自强化工厂,为之配套的兵江化工机修厂以及龙江水厂码头。火炸药从1976年6—10月进行试生产,1977年11月,由第五机械工业部、上海市国防工业办公室、上海市化学工业局组织有关专业科技人员进行技术鉴定;经验收合格,投入正常生产。1977—1979年,共生产火炸药3364.975吨,其中黑索金1036.1吨,纯化黑索金50.485吨,8321药460.09吨,乌络托品1818.3吨;卫星化工厂生产火炸药1233.52吨,其中57单基发射药92.82吨,11/7品号单基无烟发射药1140.7吨。1980年,因国防经费压缩而停产。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决定撤销火炸药生产线。原设计生产梯恩梯炸药和生产化工原料的工厂,于1980年初接五机部通知,亦停工缓建。

  82毫米无后座力炮由协同机械厂生产。1969年10月1日,试制出65式82毫米无后座力炮样品。1972年,投入小批量生产。1980年12月,停止生产。1981年收尾,先后共产65式82毫米无后座力炮1111具。

  67式木柄手榴弹是生产最早的军工产品。该产品由联合机械厂生产制造,从1969年4月试制,当年就转入批量生产,1980年停止生产,累计生产67式木柄手榴弹1964万余枚。

  钢珠手榴弹、钢珠枪榴弹、水雷这三个军工产品是实战需求的产品。该产品是联合机械厂在有关单位配合下,凭着仅有的几张越文蓝图资料情况下研制的。钢珠手榴弹和水雷于1968年完成研制任务,钢珠枪榴弹于1969年研制成功。据统计,累计生产钢珠手榴弹157万枚,钢珠枪榴弹31万枚,水雷50万枚。

  305炮瞄雷达,亦称“瞄一八”雷达,是为57高炮配套的仪电产品,它和光学测距机、数字指挥仪合称为仪表“三大件”。它是由井冈山机械厂、旌旗机械厂、韶山电器厂配套生产。井冈山机械厂为总装厂。1970年开始试制;1974年11月,设计定型;1975年,小批量生产15部;1976年验收出厂。但是难于达到实战要求,无法投入大批量生产。经过技术人员和工人先后攻克51个遗留问题,修改设计文件图纸2099张,于1983年正式通过生产定型,但定型后一直没有生产任务。

  光学测距机是为57高炮配套的仪表三大件之一。它是由险峰配件厂组织生产的,1971年初开始D—69型新三米测距机的试制工作。8月,完成第一台样机,经靶场试验发现原设计存在问题,而停止试制工作。1972年,五机部确定试制59—1型老三米测距机。1975年初完成3台样机,通过5项试验,达到设计要求。1975年,进行59—4型改三米测距机和半自动跟踪仪的试制工作。当年完成样机,经试验性能良好。1978年10月,在北京举行设计定型会议。1981年5月,批准设计定型,但一直没有生产任务。

  数字指挥仪是为57高炮配套的仪表三大件之一。1968年,新安电工厂开始研究设计方案工作。1970年4月,第一台数字式炮瞄指挥仪问世。为了提高稳定性,1975年,试制4台样机,确定为XS—101型数字式指挥仪。1976年10月18日,经批准正式定型,同时命名59式57毫米高射炮—Z式数字指挥仪,成为中国第一台数字式炮瞄指挥仪。1976年小批量生产20台,但定型后没有列入部队装备。

  在军品生产发展时期,小三线较好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军品计划任务。累计创造工业总产值22.24亿元,实现利润1.92亿元,上缴国家税金6102万元,为国家常规兵器的生产和国防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军品民品生产相结合时期

  1979年至1984年7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围绕“稳定巩固、统筹安排、军民结合、整顿提高”的工作方针,带领各级党组织解放思想,努力工作,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积极贯彻调整方针,大力发展民品,形成军品民品相结合的生产格局。

  1.形势与任务

  小三线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新形势

  从1980年开始,由于国家大量压缩国防经费,军工生产任务急剧下降,民品生产项目一时又接不上,给后方基地生产带来很大困难。与此同时,后方基地长期存在而未能解决的职工生活方面各种实际问题也更加突出。当时生产、生活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后方基地面临着十分严峻而复杂的新形势。

  1981年,在军工生产任务在上年下降44.8%的基础上,又下降21.2个百分点。后方基地54家工厂,处于停产、缓建和基本停工状态的占17%,处于半停产企业占28%,能正常开工的企业仅占24%,造成大量设备闲置、人员待工、生产能力过剩、经济效益降低、利润下降、亏损面不断扩大。全年,上交利润仅203万元,亏损企业达23家,约占全部企业的44.4%。

  当时,相当多的干部和职工在思考小三线建设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并积极探索发展的新路子;也有不少职工对小三线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产生怀疑,主张“早搬迁”“早下马”“早返城”。

  职工生活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暴露得格外明显。未婚青年男女比例失调和职工子女教育问题,企业内部户口管理与工资标准不统一问题,职工长期夫妻分居,以及特困、住宅分配、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集体上访也日趋增多。

  努力发展民品生产,走军品民品相结合之路

  1979年3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即上海市第五机械工业局),任命苏博为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书记兼局长。3月8日,上海市国防工业办公室传达贯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召开的国防工业工作会议精神,提出军民结合是促进国防工业发展、适应战时和平时需要的方针。然后采取军品与民品相结合,推进“四个转变”的具体措施,即:从思想上树立以民品求生存、以民品求发展的观念;从组织上落实专门力量抓民品的生产和销售;经上级批准及有关部门同意,从体制上普遍加强同上海各归口工业局、公司的挂钩关系,使民品生产的供、产、销纳入前方局、公司的渠道;从政策上对军工单位生产的民品实行减免税、核定盈亏、增收分成和按质数上交计算民品利润分成的办法等。上述工作方针和四项措施的组织实施,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符合后方基地实际和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也为小三线企业近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带来了生机。

  2.形成军品民品相结合的格局

  实行军品民品相结合势在必行

  1979年9月27日,上海市国防工业办公室党组写信给后方基地管理局领导,明确指出:实行军民结合,“这是多快好省地搞好国防工业的一个长期方针,特别在当前军工生产任务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搞好军民结合,安排好民品生产,有利于稳定小三线职工的思想,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小三线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这是势在必行”,“为加强民品生产的管理,五机局要指定专人,有专门班子,负责日常民品生产任务,要与有关工业局经常联系,互相通气,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把后方民品生产管理好”。

  1981年10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防工办关于调整各省市自治区小三线军工厂报告的通知》,以及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下达小三线军工厂调整方案》的精神,按照“着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适当保留军品生产线,变单一军品生产为军民结合的生产结构”的原则,市政府对上海小三线17家军工厂进行调整,撤销5家军工厂;在保留的12家军工厂中,只有3家保留军品生产任务,其余均转产民品。

  在实行军转民过程中,小三线企业先后经历了调整生产方向和产品结构、改变业务领导体制、提高效益和扭亏增盈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调整生产方向和产品结构。1979年,前进机械厂军品下马后,生产局面十分困难。该厂领导发动干部职工四方奔波,千方百计地承接30种(套)民品的生产任务,逐步形成适合本厂技术、设备特点的以结构件为主、机加工为辅的煤机、电梯、纺织机等三个“拳头”产品。至1983年,实现产值翻番,盈利近百万元,扭转了亏损。光明机械厂,从1980年开始转产民用电扇,1982年产量增加至4万台;1983年,增加落地式电扇新品种和新花色,使企业获得新的发展。八五钢厂自筹资金并投资245万元把原轧钢车间扩建改造为30250/300轧机,生产市场急需的08M/M12M/M四钢和线材,把原军工三辊工段改建为拉丝工段,生产01—6M/M滚珠轴承钢、缝纫机针钢丝以及低炭结构钢丝等产品,还试制39CO2M冷铸辊等产品,使该厂成为初具规模品种齐全的特殊钢厂。

  第二阶段,改变业务领导体制。由于在生产管理上,后方基地与前方主管局、公司、厂脱节,对生产发展无法规划,往往出现“见短就上,一长就下”、大起大落的状况,而且产品竞争能力差,扩大和发展生产十分困难。1979年10月,上海市第五机械工业局在向第五机械工业部召开的计划会议反映,上海小三线所属16个单位中有9家厂形成的民品生产能力,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建议“对后方基地单位的民品生产,实行由前方局归口领导,供、产、销一条龙”,纳入计划渠道。1980年4—5月间,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上海市国防工业办公室调研组先后到后方基地22家厂、3家公司进行调查,提出将产供销、人、财、物统一起来,使小三线企业生产任务下达单位和管理相一致的意见。1980年11月19日,市政府批转上海市计划员会委员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经委)、上海市国防工业办公室《关于调整上海后方基地机电、轻工公司所属厂生产领导关系的请示》,同意《请示》中提出的“为了把小三线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尽快搞上去,发挥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应该结合市内工业发展统筹考虑,纳入行业长远规划”。并“建议在整个小三线建设的领导体制暂时不变的原则下,按生产工艺接近、产品方向对路、供应渠道疏通的要求,将生产业务的领导关系归口到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和上海市轻工业局管理,纳入有关工业公司的行业规划,统筹安排好民品的生产任务。后方基地机电、轻工公司所属厂的政治思想、生活后勤和地方性工作,仍由后方基地管理局管理”。12月4日,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市经委、上海市国防工业办公室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在贯彻过程中需要补充的一些意见。会后,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上海市轻工业局及其所属公司对后方民品生产给予大力指导、支持和帮助。上海市轻工业局党政主要领导几次前往后方基地了解所属轻工公司各厂的具体情况,进一步规划各厂的生产经营方向。上海市钟表工业公司、上海市自行车工业公司先后与绩溪、屯溪原属轻工业局包建的7家工厂挂钩,安排手表、自行车零件的生产任务。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和电机、电器、石化通用轻机、机床、液器、冶矿等各专业公司以及有关工厂尽力发挥后方基地各厂现有设备、技术力量和劳动力的作用,研究落实行业规划方案与人员培训计划,安排一些工艺相近产品的生产任务。还按行业要求对后方企业进行指导,为后方企业克服困难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阶段,提高经济效益,努力扭亏增盈。在发展民品生产过程中,后方基地各企业都十分注意发挥军工企业技术力量、质量管理、设备工艺等优势,在提高经济效益、扭亏增盈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五洲电机厂转产民品时,利用本厂军工生产质量上的优势,选择生产工艺相近的空调电机,产品质量领先国内先进水平,达到日本同类电机20世纪70年代后期水平。1979年被评为上海市优质产品。1980年,该厂达到扭亏为盈,实现利润120万元,用户也由原上海空调器厂1家扩大为四省一市21家。东风电子厂在组织生产74系列民用电台过程中,努力使产品适销对路,在电子行业激烈竞争中显示自身的优势。1980年,通过市场调查,改型、转型、试制14只新产品,取得较好经营效果。1981年,又发展收音机、电台、无线电数字讯号传输设备、测试仪表等四大类产品,研制11只新产品,并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产品销售遍及全国29个省市的100多家单位,产值、利润同步增长。

  由于军品与民品生产发展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1981年,全后方基地盈亏相抵净亏约200万元;1982年,盈亏相抵后,尚盈余196万元,亏损企业26家;1983年,后方基地工业企业实现扭亏为盈,赢亏相抵后,盈余900万元,利润增长超过产值的增长,亏损户减少为22家。1984年底,后方基地完成工业产值3.65亿元,实现利润2420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15%和11.2%,又一次实现利润增长超产值增长,亏损企业由上年的22家减少为10家,亏损额减少770万元,基本达到市政府年初提出的减亏要求。

  (四)调整与移交时期

  1984年8月至1988年底,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和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政府的要求,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将小三线企业的财产无偿移交给安徽省的决策,分三批将小三线80家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给安徽当地。

  1.作出调整与移交的重大决策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遵循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经过反复研讨和筹划,于1984年7月提出《关于上海小三线调整情况及其调整方案》。调整总的设想:引导和组织小三线企业主要与郊县工业企业实行联合,与市属有关企业协作或者支持技术力量、劳动力,也可以与上海经济区内的各省市或其他省市实行联合;采用“收、交、关、改、撤”五种方法区别处理全部小三线企事业单位;小三线职工和家属中原从上海市动员去的部分原则上可回上海市郊区落户;由征地进厂的当时农民和不宜进大城市的人员,拟请安徽省就地安置。

  1984年8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听取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李晓航的汇报,确定上海小三线调整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走联营的道路”“帮助地方搞活一批企业”“人员要分批返回市郊,确保社会安定”的指导思想。会议决定由副市长李肇基分管小三线调整工作(1985年1月后,由副市长朱宗葆分管;1986年7月以后,由副市长黄菊分管)。会后组成有16个委、办、局参加的联席会议,负责研究确定上海小三线调整的具体政策和实施步骤,研究解决有关的重大问题,并由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市经委、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上海市劳动局以及后方基地管理局抽调人员组成小三线协调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各方面的协调事宜。小三线协调办主任由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李晓航担任(1986年1月,改由李传卿担任)。

  1984年8月14日—19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会议领导小组专题听取上海市关于小三线调整意见的汇报,对中共上海市委8月8日会议确定的上海小三线调整方案表示同意,决定上海在皖南小三线的12家军工厂全部转产民品。1985年5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发文,撤销上海在皖南小三线的12家地方军工厂的建制和军工代号。9月14日,市政府召开有关委、办、局负责参加的联席会议,传达全国小三线会议精神。10月22日,副市长李肇基召开会议,进行具体部署。10月23日,由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召开小三线企事业领导干部会议,分层次传达贯彻全国小三线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对小三线的调整决定。

  2.分期分批进行小三线交接工作

  1985年1月24日,市长汪道涵、副市长朱宗葆率领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市经委、上海市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劳动局、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后方基地管理局等单位负责人组成政府代表团到安徽省合肥市与安徽省省长王郁昭、副省长邵明以及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谈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事宜。1月28日,签订《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并上报国务院。4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批复同意上海市、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明确“上海市将皖南小三线企业交给安徽省时,要办理财政划转手续”。此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80家企事业单位即开始进行移交工作。

  安徽省方面由陆庭植、刘彭仁、马素英、陈兰志、耿树答与上海方面李晓航、杨志华、鲍友德、王昌法、黄彪组成的联合领导小组根据“分类规划,调整改造、择优搞活、分期移交”的原则,确定上海在皖南的53家工厂、27家事业单位分三批进行交接。即1985年内先交接一批,大多数放在1986年去交接,1987年全部交接完毕。同时,还对组织领导、企业分类、交接条件、人员安置、军品生产任务、财务交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保护国家财产等问题,分别提出意见,并签署《关于贯彻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和交接协议的实施意见》。

  1985年9月,安徽省、上海市联合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第一批上海移交给安徽的22家单位,分别是:韶山电器厂、朝阳微电机厂、卫东器材厂、满江红材料厂、利民机械厂、曙光电料厂、红波设备厂、海峰印刷厂、金星化工厂、龙江水厂(包括码头)、八一三车队、七○七仓库(包括贵池分部)、后方局干校、后方局农场、后方计量所(先移交计量仪器设备及厂房部分)、后方卫生防疫站、机电中学、仪电中学、轻工中学、培进中学、化工中学、胜利水泥厂(已先行移交)。

  第一批交接工作至1986年10月8日交接完毕。与此同时,还办理交接325、312、366三个电厂和703供电所。上述26个单位共移交给当地固定资产原值18175.75万元,净值13069.9万元;移交国拨流动资金1961.71万元;安置留皖职工305人,拨交当地安置费近300万元。此外,移交给当地的还有三类企业上级批准关停歇业之日,专用基金账面结余数109.39万元,事业单位结余经费17.26万元,因各种原因资助当地的费用77.47万元,其他费用86.67万元。

  1986年3月,安徽省、上海市联合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确定第二批移交给安徽当地31家单位,分别是:向东器材厂、遵义器材厂、红旗机械厂、光辉器材厂、红光材料厂、光明机械厂、跃进机械厂、培新汽车厂、星火零件厂、延安机械厂、工农器材厂、电子器材二厂、电子器材三厂、电子器材四厂、立新配件厂、小型轴承厂、红星木材厂、七一医疗设备厂、为民器材厂、565仓库、联合机械厂、群星半导体材料厂、永红机械厂、五洲电机厂、火炬电器厂、红星化工厂、卫星化工厂、长江化工机修厂、自强化工厂、天山医院、新安电工厂。

  第二批移交工作至1988年1月结束。第二批共移交给当地固定资产净值为13217.34万元,国拨流动资金3181.24万元,按政策留皖的职工为645人,拨给地方安置费近600万元。

  1987年4月,安徽省、上海市联合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会议,确定列为第三批移交的23个单位,分别是:卫海机械厂、燎原模具厂、八五钢厂、万里锻压厂、东方红材料厂、险峰光学仪器厂、胜利机械厂、前进机械厂、协同机械厂、新光金属材料厂、683运输场(含祠山岗中转站)、260通讯站、电力处、机电公司、轻工公司、仪电公司、化工公司、瑞金医院、古田医院、长江医院、后方卫生工作处、后方基地管理局、仪电供应站。

  至1988年4月,小三线在皖南的80家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给安徽当地。共移交固定资产56103万元,国拨流动资金7876.96万元,按政策留皖的职工1568人,拨给地方的留皖职工安置费1404.9万元。

  1988年9月,安徽省、上海市联合领导小组召开第五次会议,总结小三线调整、利用、改造的经验,长达4年的小三线全部工业单位交接工作宣告结束。

  小三线建设,从1965年由上海工业、物资、建材、交运、卫生、电力等14个局所属65家单位包建开始,到1984年7月进行调整与交接前,在皖南徽州、宣城、安庆3个专区和浙西临安县境内建成81家全民所有制独立单位。其中有55家工厂、2家运输队、1家变电所、3家物资供应站、5所医院和防疫站、5所中学、7家管理机关、1家计量所、1所干校和1家农场。另外,小三线还建有厂附设小学39所和厂办集体事业单位38家。共有在册职工54437人,家属17000余人。共投资7.52亿元。占地面积245万平方米,其中生产占用面积106万平方米。

  小三线的建设和发展,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南京军区、华东局,以及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支持。许世友、饶子健、江渭清、李任之、张劲夫、曹荻秋、韩哲一、宋季文、李干成、张承宗、朱宗葆等省市和军级以上领导曾先后来到小三线,对小三线的基建、生产和调整提出过重要意见。

  小三线建设,对于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第一,对全国性的战略后方国防工业生产和科研基地的建设贡献良多。小三线先后共建成以“57”高射炮(弹)、新40火箭筒(弹)为主体的12条军品生产流水线,一些军品质量和工艺被评为部、市级优质产品,有的获得重大科技成果奖。小三线生产的军品,在支援越南、柬埔寨等国人民反侵略战争和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对外贸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兵器工业部的奖励。

  第二,区域性地有限度地调整了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小三线在军工生产的同时,也生产了一批民用产品。包括钢材、水泥、汽车、家用电器、轻工机械、煤矿机械等13大类24种民品分别获国务院、委、办级嘉奖,有不少产品属于国内首创和独家生产。一些产品被评为部、市级优质产品,有的质量和工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第三,推动了内地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小三线先后在皖南山区和浙西临安县境内建有冶金、轻工、机电、化工、通讯、运输、汽车制造、电力、建材、仪表和文教卫生等十个行业,并都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生产能力。这对合作开发工业比较落后的皖南山区,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发挥了较大作用。

  小三线造就了一支能出征、肯吃苦、顾大局、守纪律的干部职工队伍和科技队伍。历年来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的干部职工有13人,通过办学、上学和自学等多种途径培养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500多名,有工程师、主治医生、经济师等以上职称的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医务教育人员有800多人。按小三线调整人事政策回沪参加上海经济建设的广大干部、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成为上海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小三线建设和发展期间,由于受到当年“左”的思想影响,小三线建设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许多不易解决或无法弥补的缺憾,给国民经济建设造成一定损失。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急促上马,缺乏科学性。有些项目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建成投产时因布局不合理不得不进行改建或扩建,造成浪费;有些项目为了追求速度,忽视工程质量,致使成为“豆腐渣”工程;二是顾此失彼,投资比例不协调。沿海老工业基地得不到更新改造投资,影响了其发挥带动、辐射作用;沿海港口设施陈旧落后,亦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三是远离城镇,依托山区,生产和生活设施不配套。小三线企业为了独立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追求自成体系,拨出资金建设商店、学校、医院等;同时,加之条件艰苦,管理不善,职工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越积越多,职工难以安居乐业。

  小三线的建设和发展,既经过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又经过粉碎“四人帮”、国民经济调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在短暂的24年里,深深印上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痕迹。同时,小三线这个建设在上海之外的外省市的军事工业基地,也是沿海大城市加强战备和国防建设的一次伟大实践,经历了沿海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和内地欠发达地区各方面交流交融的过程。最后,在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它以全面调整作为结局,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历程。

  全国三线建设是公认的共和国史上空前的壮举。小三线的调整则是全国范围内三线建设调整最成功的范例之一。它在建设和发展中留下的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促进当今中国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值得继往开来的人们回顾和借鉴。小三线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民工在建设过程中表现出的不避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尤其是一笔值得发扬光大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