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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租界沿革

2008/7/3 15:06:15

    一、公共租界

    英租界 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英国强迫清廷同意上海等5口开埠通商。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订明:上海等处,“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其租价必照五港口之现在所值高低为准,务求平允。华民不准勒索,英商不许强租。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条款对英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居住作了规定,后被授引为设立租界的主要依据。同年九月十七日,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到达上海。十一月一日,上海道宫慕久以告示公布与巴富尔“依约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23条。章程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东起黄浦江的一方土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住之用。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五,又议定以界路(今河南中路)为西界,面积扩至830亩。道光二十八年,英领事复与上海道商定扩充至北以吴淞江为界,西以泥城浜、周泾浜(今西藏路)为界,面积增至2820亩。

    美租界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嗣后合众国民人,俱准其挈带家誊,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共五港居住贸易”,“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官,体察民情,择定地基,听合众国民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内民不得抬仆肯勒,远人勿许强租硬占,务须各出情愿,以昭公允。”道光二十八年,美国传教士文惠廉(Bishop William J.Boone)在吴淞江北岸虹口地区广置土地,建筑房屋,并代表政府向上海道商请准予虹口一带建立美侨居留区。同治二年五月十日(1863年6月25日),美国领事熙华德(Seward,George Frederick)和上海道黄芳议妥划定美租界地界:西南从护界河(即泥城浜)对岸之点(今西藏北路南端)起,向东沿吴淞江及黄浦江到杨树浦向北3里为止,从此处向西划一直线,连接护界河对岸之点。划界未细加勘定,也未树立界石。

    合并 清咸丰三年五月(1853年6月)下旬,英国领事阿礼国(Alcock,Sir Rutherford)建议英美法3国代表签订协定,建立由外国租地人选举产生的董事会,为整个租界行政管理机关,获法公使和美方同意。咸丰四年六月十一日,英、法、美3国领事商定《上海英美法租界土地章程》,六月十七日,英、法、美3国49个租地人在英国领事馆召开租地人大会(land renter'smeeting)通过《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14条。会议决定解散英租界原有的道路码头委员会(Committee on Roads and Jetties),组织统治3国租界的市政机关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选举首届工部局董事5人,并组织更夫以鸣警报更,工部局每年召开一次选举会议。会议还决定工部局有权向租界内华人征收捐税;并建议把虹口并入租界等。后法方退出。

    公共租界 工部局成立之初,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赞同。咸丰五年三月,英国政府批准公使包令给驻沪领事的训令,英国不赞成这种“自动组织”(Voluntary Association),即上海工部局。训令同时通知清廷。咸丰十一年五月十九日,英国领事麦华佗(Walter Henry medhurst)上书英国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Bruce),建议改革租界行政:工部局设立一名由侨民选举产生的具有总督职权的常任总董,他以及下属职员的薪俸均由中国政府拨给;会议时,常任总董任主席,有决定之权;凡财政、地产、警察和港务均由局长掌管,并负责征收捐税以充市政公共工程之用。此项计划由工部局再加补充,在同治元年八月十五日提出交租地人大会讨论。五月二十四日防卫委员会(Defence Committee)中一批被称为外侨领袖人物的成员上书工部局,提出把上海及附近地区改为一个“独立共和国”,置于英、美、法、俄4国保护下,由中外产业所有人选举组织政府。这个计划也称自由市计划,要求上海完全摆脱清廷管辖,同时也摆脱外国领事的束缚,使它成为“享有主权的国际自由港”。六月十九日麦华陀致函工部局,认为“此建议之计划,租地人不能合法采用。盖此系中国政府仅容许有约国对各该国侨居于此之人民,有一种管辖权,然仍保留其一切对于其土地及人民之权力。”英国公使卜鲁斯指出,各国租界的管理权虽操于西人,其土地仍为中国领土,清廷并未放弃,自由市计划不可实行。八月十五日指示麦华佗:“英政府之注意所在,惟有英商谋一安全的营业场所,他非所问;即租界一变而为华人居住之城市,因而发生许多困难,余意英国政府当亦不致扩张其管辖权”,“依照条约,吾人无权干涉中国政府与其人民之关系。”19世纪60年代初,曾任美国代理领事的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Cunningham Edward)和美国领事熙华德倡议英、美租界合并。同治元年正月,英美租界巡捕统一,三月初二,英租界租地人会议通过美租界并入英租界的议案。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美租界界域划定。八月初九,美租界租地人会议通过决议,宣布英、美两租界合并。一般称外人租界或洋泾浜北首外人租界(Foreign Settlement)。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租界扩张,改称国际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简称公共租界。

    公共租界扩张 第一次扩张。同治十二年,美国领事熙华德提出重定虹口租界北面界线。租界西南面从吴淞江北岸原定起点,一直向北到内地3里之处,然后向东划一直线,接连租界东界的北端。上海道沈秉成不允。熙华德另提一议,拟以租界西面吴淞江北岸起点,划一直线至靶子场(今武进路、河南北路附近)稍北之处,然后再由此划一直线到原定租界东界的北端。后北线称为熙华德线。仍未得上海道同意。工部局强行在护界河对岸、老靶子场、杨树浦七里桥造起3座高50英尺的竹塔,并沿熙华德线设立标记,另又提议修筑3条马路,以圈出虹口租界西、北、东三面界线。光绪十六年三月初四,上海道署考核熙华德线后,拒绝承认。光绪十八年二月,上海道派员会同美国副总领事易孟士(W.S.Emens)和工部局人员实地考察虹口边界,被迫同意美租界东界依熙华德划定。光绪十九年(1893年)六月初十批准此新界线。公共租界面积扩大至10676亩。

    第二次扩张。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工部局制订西界扩至极司非而(即梵皇渡路)、东界扩至周家嘴角、南面包括浦东、北面直达宝山县境的扩张计划。次年二月初八,领事团以“外人租界之现有面积,殊不足以供界内华洋居民之用”为由,要求扩张租界。二月二十一日,上海道蔡钧复函,拒绝租界扩张。因此项扩张计划与法租界扩充要求相冲突,暂时延搁。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英法公使就上海租界扩张问题达成妥协,并迫使清廷应允工部局扩张要求。三月二十九日,新任上海道李光久致函领事团,同意租界扩张。范围为东自杨树浦桥起,至周家嘴角止;西自泥城桥起,至静安寺镇止,由静安寺镇划一直线,至新闸吴淞江南岸止;南自法租界八仙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边界限止,再从此划一直线至周家嘴角。五月十三日,公共租界纳税人召开临时会议,擅自通过关于租界界至规定。租界四至:北自小沙渡起,沿吴淞江至接连泥域浜(今西藏路)之西约70码处,由此向北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线(今海宁路)西端,循此界线(即经今海宁路西段、浙江北路北段及天目路等)至接连虹口河地方(今虬江路东端嘉兴路桥北首),朝东直至顾家浜口(今军工路南端);东沿黄浦江,自顾家浜口至洋泾浜口(今延安东路外滩);南界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自洋泾浜口至接连泥城浜处,由此向西循大西路北首支路及大西路(今延安中路)至静安寺后面的五圣庙(今延安西路东端),西自五圣庙朝北至吴淞江小沙渡。公共租界面积扩至32110亩。

    越界筑路 同治元年、二年,为镇压太平军进军上海,租界当局在邻近租界地方修筑一批军路。军事结束,修为马路,成为越(租)界马路。主要有徐家汇路(今华山路)、新闸路、麦根路(今淮安路)、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以及自称“取得方式不明”的吴淞路。同治五年,工部局在修改的《土地章程》草案中,对越界筑路专门立款,并得到英、美、法、俄、德5国驻华公使批准。此后不断通过越界筑路扩张公共租界势力范围。同治八年筑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同治九年筑杨树浦路,并延长卡德路等。至光绪十六年,工部局越界筑路总长约40里。至光绪二十五年,又越界修筑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派克路(今黄河路)、马霍路(今黄坡北路)、坟山路(今武胜路东段、龙门路)等。这些越界马路,除极司非尔路和徐家汇路两条外,都划入租界范围。光绪二十六年后,工部局又从沪西与沪北两个方面大规模越界筑路。光绪二十七年上海道布告,允准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沪西区直接与地方商议接洽租地。

    沪西。光绪二十六年修筑劳勃生路(今长寿路),次年,又筑佘山路第一段、白利南路(今长宁路)、罗别根路(今哈密路)。三路长度近40里,统称罗别根系统。光绪三十年筑佘山路第二段、光绪三十一年筑忆定盘路(今江苏路)。次年又筑康脑脱路(今康定路)一段。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修筑霍必兰路(今古北路),宣统二年填涌泉浜为静安寺路(从静安寺向西延伸),填田鸡浜为愚园路、填柴长浜为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三路均西通忆定盘路。此间工部局利用上海光复时的混乱,在界外还筑有槟榔路(今安远路)、星加坡路(今余姚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一段。1923年延筑忆定盘路以西的大西路、开纳路(今武定路)。1925年前后,在沪西动工开筑的越界马路有:地丰路(一段)、胶州路、乔敦路(今淮海西路)、安和寺路(今新华路)、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凯旋路、惇信路(今武夷路)、法磊斯路(今伊犁路)、林肯路(今天山路)、佑尼干路(今仙霞路)、麦克利奥路(今淮阴路)、碑坊路(今绥远路)、比亚士路(今西湖路)等共13条。

    沪北。光绪三十年延长修筑北四川路(今武进路以北段),修筑黄陆路(今黄渡路)、江湾路。光绪三十四年延长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海宁路、北苏州路(今西藏路桥至新闸桥段)。1912年筑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一段)、施高塔路(今山阴路)、赫司格尔路(今中州路)。1913年修筑白保罗路(今新乡路)、狄思威路(今溧阳路)。1916年,北四川路延长修筑至天通庵车站。1917年筑欧嘉路(今海伦路)。

    光绪二十六年至1925年,工部局所筑越界马路39条,总长约150里。越界马路地区面积4.7万余亩。

    二、法租界

    设立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凡法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法兰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处,彼此在事人务须按照地方价值定议。中国官阻止内地民人高抬租值,法兰西领事官亦谨防本国人强压迫受租值。在五口地方,凡法兰西人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俾法兰西人相宜获益。“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首任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Montigny,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抵达上海。次年七月八日向上海道正式提出设立法租界的要求:“认为洋泾浜南岸,从城关开始可一直伸展至将来需要的地点为止,最是适宜”。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上海道麟桂告示:“本道台会同法国领事敏体尼勘定上海北门外一处地: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注明界址。”咸丰三年,英法美三租界合并之初,法国没有批准《土地章程》,也不承认工部局的权力,法国领事爱棠(Edan,B.)宣称他没有公布过任何法令“承认这个章程对我和我国侨民的权力。”咸丰五年末,法租界第一次召开租地人大会(L'Assemblee des Locataires Foncieres),筹划共同出资建造公用事业工程。咸丰六年五月,单独设立巡捕房。咸丰七年二月十六日成立道路管理委员会(Comite d'Administration des Routes),19世纪60年代初,工部局和英美领事一再催促爱棠在法租界执行《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爱棠以法皇未批准《土地章程》而拒绝执行。同治元年四月初一,爱棠宣布成立一个由5人组成的上海法国筹防公司,后改名上海法租界公董局(Conseil d'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de La Concession Francaise a Changhai)。法租界由此完全独立。咸丰八年,驻华各关系国公使同时批准英美公共租界《土地章程》和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承认法租界的独立管理权。

    扩张 第一次扩张。咸丰四年四月,法国外交部指示驻上海领事爱棠,为法国皇家邮船公司找一块可资利用的30亩地皮。八月爱棠请求公使布尔布隆与恭亲王奕诉交涉扩展法租界。九月十四日,奕訢回复“法租界南面界线一直延伸到小东门直通黄浦江之小河沿”。九月二十七日,上海道吴煦发布告示,晓谕该地地主地保“会定相当租价签约”。法租界靠近黄浦江界线延伸650多米,面积1124亩。

    第二次扩张。光绪二十二年末和二十四年二月,法租界公董局两次提出扩张租界要求。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法租界当局制造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江苏布政使聂缉椝为此到上海与法方交涉,法国要求把十六铺以南新筑马路一带、西门外一带、法租界以西八仙桥一带、浦东一部分及吴淞一部分划入法租界。因扩张计划与公共租界扩张方向抵牾,英国阻止法租界扩张,遣军舰至南京支持两江总督拒绝法国要求。英法两国经过争执达成妥协,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允法人推广至徐家汇”,法国也以得到徐家汇为收束之计。光绪二十五年五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Bezaure,Georges Gaston Servan de)与两江总督所委委员议妥法租界新界至,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延安中路东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中路、重庆南路北段),南至丁公桥、晏公庙、打铁浜(今方浜西路、西门路、顺昌路、太仓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道余联沅布告,承认上述界至,法租界面积扩至2135亩。

    第三次扩张。1913年,法国公使康德(Conty,Alexander Maurice Robert)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上海法租界界外马路的警察权问题。外交总长孙宝琦向袁世凯建议:“今法使既阳以划清警权为名,而阴行扩充租界之实,计不如因势利导,承认其已辟之路,归法国警察管辖,而于界内藏匿之乱党,要求其分别驱逐拿交,以清乱源而弥隐患。”1914年2月,袁世凯电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会同警察督办萨镇冰、交涉员杨晟等与法租界当局谈判。4月7日,外交部与法国公使康德就所谓“国事犯”问题达成协议,法租界不得“为乱党之逋逃薮”。8日,杨晟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甘世东(Caston Kahn)签订《上海法租界推广条款》11条,规定将“法租界以西之地址,北自长浜路(今延安中路西段),西自英之徐家汇路(今华山路),南自斜桥徐家汇路,沿河至徐家汇桥,东自糜鹿路(今方浜西路)、肇周路各半起至斜桥为止”的大片地域划归公董局管理。法租界面积扩张为15150亩。

    越界筑路 19世纪60年代初,法国租界当局以保护租界为由,筑成由西门外直通徐家汇的军路,即徐家汇路(含今肇家浜路)。同治四年筑恺自尔路(金陵中路),光绪十八年筑成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光绪二十六年公董局乘开拓八仙桥一带新租界之机,修筑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光绪二十七年筑宝昌路(今淮海中路东段)、善钟路(今常熟路)、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光绪二十八年筑华龙路(今雁荡路)、宝建路(今宝庆路)、杜美路(今东湖路)、毕勋路(今汾阳路)、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陶尔斐司路(今南昌路东段)。光绪三十三年筑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宣统元年筑宝隆路(今陕西南路)。1912年筑祁齐路(今岳阳路)、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1913年筑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恩理和路(今靖江路)、古拔路(今富民路)。1914年筑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高乃依路(今皋兰路)、莫利爱路(今香山路)等总计20余条。越界筑路所到之处,公董局置巡捕,征收捐税。

    三、沦陷期租界

    禁止抗日活动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租界毗邻地区全被日军占领,租界成为孤岛。11月20日,日总领事冈本照会两租界当局,要求遏止一切抗日活动。工部局总董费信惇(S.Fessenden)称,对日本当局所提各点已加以考虑。11月28日,侵沪日军宣布,“原中国当局行使的报刊监督与检查权由日本军事当局接管”。12月13日,强占上海新闻检查所,通令各报自14日晚起将小样送交检查,否则一概不得刊登。1938年3月20日,日方设无线电监督处,取代原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和交通部广播电台管理权。31日,通令上海各广播电台于4月15日前向其登记领照。4月14、15日,工部局和公董局先后通知界内华商电台,接受任何代替国民政府交通部本地办事处机关的监督。1938年4月27日,日总领事三浦义秋照会两租界当局,要求租界禁悬中国国旗,统制华文报纸,禁载煽动性材料。29日,工部局总董樊克令(C.S.Franklin)函复三浦,答应禁止抗日宣传,并采取一切措施控制报业。同日,法国总领事鲍黛芝(M.Baudez)颁令,凡在公路上张挂中国国旗国徽,有不合时宜及引起纠纷之虑,或扰乱治安时,领馆警员即行通知各关系人,如不遵警告,旗、徽即予扣押,并处罚款。1939年4月12日,日本驻沪总领事三浦义秋致工部局备忘录,要求取缔在公共租界出版的反日报刊。5月5日,工部局警务处函告各外商华文报馆,刊载演说、宣言,概须特别许可。至月底,工部局对抗日言论激烈的报刊发出警告106次。

    干预行政 1937年12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声明:“英国不承认租界内任何一个国家有单独解决关于该租界行政问题之权利。”是年冬,日军以公共租界虹口地区日本侨居密集为由,迫使公共租界当局同意将虹口划为一个新警区,由日籍区长全权管理。

    1938年1月12日,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对日本接收租界的要求殊不赞成,并坚持此态度,决不变动。同年3月19日,驻上海各国领事会议,就日方要求增强日人在公共租界参与行政权复文日方:一、改善日警员待遇,二、增设巡捕,副总监一职由日人担任,三、各国选定职员一人由工部局任命,监督公共租界日人区行政。1941年3月31日,英、美、日驻上海总领事谈判修正工部局外董比例。4月1日达成协定,向领事团和中国政府建议,暂时变更局董名额,华籍4人,英籍3人,美籍2人,日籍3人,德籍1人,其他国籍2人。

    日军出入租界 1937年12月3日,日军约6000人列队游行,由沪西经公共租界达虹口,行至南京路广西路口时,一青年掷1枚手榴弹,伤日兵3人、日侨1人及数名巡捕,本人被击毙。当天日军代表与工部局交涉,声称日军认为必要时,随时得通行公共租界。1938年4月5日,日军部与美驻上海海军第4营达成协议,日军卡车及武装士兵,须事前通知,在一定限度内可开入公共租界的美军防区。6日,法租界当局允许日军每日下午12时半至1时半,5时至7时在外滩通行,以不带武装、乘坐卡车为限。

    沪西警权 1939年3月10日,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照会工部局总董樊克令、总裁费信惇及领袖领事,要求改进警务方法,遏制界内恐怖分子与共产党,交还英军封闭的伪大道政府警察局等。9月15日和10月23日,工部局总董樊克令两次会晤傅筱庵,探询交涉沪西越界筑路地区警权问题的途径。迫于日军压力,1940年2月16日双方签订《沪西越界筑路设警之临时协定》,规定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在沪西越界筑路区域设置特别警察队”,“为在该区唯一有权之行使警权机关”。1941年2月1日,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陈公博和工部局总董恺自威签署《沪西特别警察总署组织章则》,规定沪西特别警察总署“为该区行使警察权之唯一机关,在上海市政府管辖下,受上海市政府警察局指挥监督之”。同时,该署成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名为沪西警察区。

    占领公共租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整个公共租界。外滩一线到虞洽卿路(今西藏南路、西藏中路)划为日海军警备区,其他地区为日陆军警备区。次年1月6日,日本藉口工部局总董李德尔(J.H.Liddell)等英美籍董4人辞职、4人逃走,攻击工部局董事会,日本大使馆参事冈崎胜男为总董、袁履登为副总董,其余6名董事中除2人为欧洲人外,其余均为日本人和汉奸。随后,工部局行政机关以日本人渡正监为总裁,各处负责人全部易为日人。万国商团被解散。

    对法租界处置 因法国维希政府已降德国,法国海外势力为德国所得,日军未占领法租界。

    四、收回租界

    国民政府与各条约国交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美两国表示战后将与中国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等事宜。1942年10月,美英两国政府正式提议,从速签署中美、中英关于废除治外法权、交还在华租界的新条约。1943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代表魏道明、宋子文分别与美英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美、英两国承认应将上海公共租界等租界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并终止各租界给予他们的各种权利。接着,与比利时等国政府订立相同性质的条约。此时,上海尚被日军占领,公共租界等交还事宜无法实施。

    汪伪“接收”租界 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对华新政策,要求在同盟国反攻达到高潮之前,加强汪伪政治力量,“对于在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殊的各种形态,应以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的精神为基础,设法尽速予以撤销,或者予以调整”。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宣布对英美等国作战。随即由伪行政院长汪精卫和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签订《日华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日本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尽速收回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6月30日,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大使谷正之签订《中国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8月1日,汪伪政府“收回”公共租界。同一天,褚民谊和谷正之互换照会,确认鉴于上海地位重要,伪上海市政府辞退工部局日籍人员时,应同日方协议;聘请日籍经济顾问、技术顾问;设置中国联络恳谈会,咨询日方对重大市政事项的意见。同时商定,法租界同时“收回”。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声明放弃在华租界和治外法权,汪伪政府即组织接收法国专管租界委员会。日伪借法租界巡捕打死学徒张金海一案,向法方施加压力,迫使法方决定在“交还”公共租界前二天“交还”法租界。7月22日,褚民谊与法使馆参赞鲍颂斯签订《关于交还上海专管租界实施条款》。当天,伪最高国防会议任命伪上海市长陈公博为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委员。1943年7月30日和8月1日,汪伪政府先后“接收”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改称上海特别市第一区,工部局为区公署,总巡捕房为第一警察局;上海法租界改称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公董局为区公署,法总巡捕房为第三警察局。署长、局长均为陈公博兼任。区公署设日籍顾问,警察局配日籍副局长。司法方面,撤销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三分院,重新设置上海高等法院、上海地方法院、上海高等检察署、上海地方检察署。8月26日,陈公博手谕拆除外滩所有铜像。同日又手谕迅即将租界内越界筑路地区的西文路名,改为以中国地名命名的新路名。将原工部局所辖局立小学及公董局所属学校,一律改为上海特别市市立学校。汪伪政府对租界的“接收”,不为国际社会所承认。

    完成收回上海租界的法律程序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2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公布《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规定上海等公共租界的收回,根据中国与英、美、比、挪、加、瑞典、荷等国分别订立的平等新约办理;上海等处法租界的收回,根据维希政府1943年2月23日放弃其在中国的不平等特权的声明,及国民政府1943年5月19日取消法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的一切特权的声明办理。这一办法公布后,上海市政当局正式接收上海各租界,原租界所在地区直接并入当地政府辖区。1946年2月28日,国民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订立《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追认国民政府对上海等公共租界和上海等地法租界的收回。此后,丹麦、葡萄牙等国政府在与国民政府订立的双边条约中也宣布,放弃在上海等地公共租界中享有的任何特权。至此,中国完成收回上海租界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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