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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年鉴(2017)》编纂工作会议召开

2016/12/8 10:46:33

  12月6日,《上海年鉴(2017)》编纂工作会议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召开。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副主任生键红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全市承编《上海年鉴》单位的近百名撰稿员与会。

  生键红介绍全国年鉴工作和上海地方志工作的情况,并提出《上海年鉴》的国际化本土化并重发展目标,要求各单位依法编鉴、质量第一,继续支持年鉴编纂工作,并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会上,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年鉴工作处处长(《上海年鉴》编辑部主任)王继杰报告《上海年鉴(2016)》编纂情况和2017版工作计划。市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处曹开诚、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修志办宋赤民、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潘建龙、中共黄浦区委宣传部郭长耀代表年鉴撰稿人员作交流发言。(鉴言)

  图像

  

我与《上海年鉴》二十年

浦东新区方志办   潘建龙

  时间过得真快,时间都去哪儿啦?在不知不觉中我与《上海年鉴》这部文献性、连续性的鸿篇巨制整整走过了20年。

  上月25日下午,当我在办公室接到《上海年鉴》编辑部王继杰的电话,要我在《上海年鉴2017》编纂工作会议上发言时,心中不免生出许多的感慨与感动,一段又一段平凡而又温馨的回忆从心底涌出!

  从上海年鉴1996年创刊开始,到今天为止,《上海年鉴》已经连续编纂出版了21卷。上海21年的一段不算太短的岁月,在上海年鉴中得以浓缩、上海21年的发展前行的步履在上海年鉴中得以记录,自然而然我本人也与上海年鉴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往来。

  从第一卷《上海年鉴》开始,我就十分荣幸地成为了它的作者,21年中从未间断。现在回想起来,事实上与《上海年鉴》相识结缘,其实还早于为它撰稿。《上海年鉴》创刊之初,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与专业编辑人员就开展了多次调研活动,就首部《上海年鉴》的纲目草案,听取各方面意见。1995年上半年,当时的市方志办负责人高可主任与姚金祥、田骅等老师来到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不耻下问,听取意见与建议。那一次调研会的地点在浦东大道141号。141号是当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新区管理委员的办公地。我也参加了那次调研会。在会上我对《上海年鉴》中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纲目设置中的层次结构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建议,供市方志办领导参考。十分感谢,后来市志办采纳了我的意见。

  记得那时市地方志办还假座在延安中路839号的新民晚报大楼内办公。我还在那里参加过一次《上海年鉴》的研讨会。有关研讨会的情况市地方志办还专门发了简讯。那时条件相对比较艰苦,开研讨会不发研讨劳务费,也没有安排午餐,与会人员每人发了二十元午餐费。等到《上海年鉴》正式创刊发行之时,《上海年鉴》编辑部已经移师小木桥路456号。

  首部《上海年鉴》,浦东作为一个新建的新区、作为实施浦东开发开放国家战略的区域,在第一卷《上海年鉴》中就得到了较好的反映和记载。与其他区县不同,除了浦东新区概况外,还设置了“浦东开发开放”总目,总目下分设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园区,以及王桥、华夏、星火、六里、孙桥等分目。因此浦东的组稿和撰稿任务相对其他区县就多了一些。二大栏目合计,在第一卷《上海年鉴》中,浦东登载字数超过3万字。

  有了一个良好的起步,从此我就成为《上海年鉴》在浦东的组稿者和撰稿人。直至今天,历时21年。尽管在以后的日子里,《上海年鉴》编辑部的地址几度变更,2000年后迁至西康路1367号,几年后又一次迁到了今天的斜土路2567号,然而为《上海年鉴》组稿和撰稿的初心未变。

  1998年1月底,我因患胆道结石病,住进医院手术治疗一个多月,然而我还是坚持完成了那年《上海年鉴》的组稿和撰写任务。非常清楚,那年四月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我就将写好的稿件送到小木桥路的年鉴编辑部。事后与我有直接联系的编辑部戴玉仙老师在我面前曾经提起过此事。她说:“小潘,那次看看侬人(宁)蛮吃力的,身体都站不直,脸色难看来!”其实当时,我的感觉并没有特别的不好。

  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书长大的,从小学开始就会背诵许多毛的语录。毛主席在80年前的延安论述自由主义的10种表现时,批评某些人“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此刻我想编纂《上海年鉴》是件大事。为了做好这件大事,我们每年踏踏实实为《上海年鉴》做好组稿、撰稿这件小事,也是算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为《上海年鉴》组稿、撰稿的过程,也是我个人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从中学到了《上海年鉴》编辑扎实的业务能力、渊博的学术素养,从而也提高了自己文字能力与编辑水平。我根据《上海年鉴》编纂的特点,特别是卷首彩页在选材和编排上的独具匠心,2002年,我撰写了《试析上海年鉴卷首彩的个性特色》,发表在当年《中国地方志》第三期上。当时《中国地方志》是季刊,一年只出四期,所以一个陌生的作者能够第一次为它投稿,就顺利录用,与上海年鉴的显明特点与特色有着很大的关系。今天,我还是十分感谢上海年鉴给我撰写论文提供了丰富与高质量的素材,也提高了我在编辑《浦东年鉴》上的专业水平。从2003年起,我担任了《浦东年鉴》副主编,2007年又担任了执行主编,并且通过全国考试,评上了出版专业的副编审职称。

  除了为《上海年鉴》撰稿、为《上海年鉴》撰写论文,现在想起来,在当时特定情况下,还每年为《上海年鉴》的出版发行尽过绵薄之力。发行数量最多的2011年,在我们浦东范围内,我帮助推销了400多册。

  编年鉴是为了存史,更是为了供人利用、参考。2013年,我退休后,单位继续聘用我。不过我的工作重点由年鉴转至编写方志,具体负责上海市市志《浦东开发开放分志》的工作,担任《浦东开发开放分志》执行主编,同时还附带着《上海年鉴》的组稿和撰稿任务。在编写《浦东开发开放分志》的这几年中,在收集浦东开发开放史料过程中,除了《浦东年鉴》,《上海年鉴》成为我案头的第二参考书籍,它给了我许多帮助,查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为编好《浦东开发开放分志》创造了条件。所以说,我又从上海年鉴的撰稿者,转变为上海年鉴的得益者和利用者。可能我是一个使用上海年鉴次数最多、采用资料最多的修志工作者之一,在我的书房里摆放着1996至2010年的上海年鉴,里面插满了书签,以便随时查阅。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上海年鉴》的撰稿人和朋友,回顾20余年为上海年鉴的组稿与撰稿过程,虽然有所付出,但我觉得得到的更多。《上海年鉴》充实和丰富了我人生的厚度与广度。在撰写浦东开发开放年鉴稿件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浦东、对开发开放浦东国家战略的认识理解,其间有所感悟、有所心得。因此工作之余,以此为主线,写下一篇篇以浦东为题材的随笔或散文。日积月累后,于今年从中选出80多篇汇编成散文集《遥望钟楼》,于2016年8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遥望钟楼》的出版,与为《上海年鉴》撰稿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遥望钟楼》中的许多素材来自年鉴组稿、撰稿中的发现与积累!

  今年我还会为《上海年鉴》撰稿,但由于年龄和工作安排的关系总会离开。但是正如我在我的微信的个性签名中所写的那样“远远地眺望,深情地关注,我爱你们!”

  

 

以“三心二意”做好年鉴组稿工作

上海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处     曹开诚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下午好!我是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处的曹开诚,我从2014年起参与我委上海年鉴组稿工作,在此感谢编辑部一直以来对我委组稿工作的指导和帮助,也感谢能给我这个机会向各位学习汇报。下面,结合三年来参与年鉴工作的思考,谈谈以“三心二意”努力做好年鉴组稿工作。

  第一,在工作态度上要注重“三心”。

  首先,要有打持久战的耐心。年鉴组稿工作本身程序多、跨度长,特别是对于像发改委这样的综合性部门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持久战。记得我刚接手组稿工作的第一年,有个别处室到了时间点迟迟不交稿,当时我觉得很无奈但又束手无策,于是就向处里原来负责此事的前辈请教,她跟我说,以她的经验,每次有处室拖拉是很正常的事,作为组稿员要保持耐心、加强协调,有的时候要未雨绸缪。于是,在后来的组稿工作中,我有意识地针对撰稿任务比较重的处室调整了工作方法,一方面多跟这些处室的处长汇报,取得处长对年鉴工作的支持,另一方面与具体撰稿的同事加强沟通,既表达对他们工作繁忙的充分理解,也时不时提醒他们年鉴工作的时间节点,在这种互相体谅的氛围下,近两年的组稿效率就有了明显提高。

  其次,要有主动服务的热心。我觉得,做好年鉴组稿工作,不应该是仅仅当好“二传手”,把各个处室报送的稿件简单汇总后转报给编辑部,更应该做好“参谋员”,在选题、撰稿等方面主动服务,为处室出谋划策。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在开展今年的组稿工作时,我按惯例向各个处室发了选题通知,大多数处室都积极报来了选题,其中有一个处室的经办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处室以前没有报过条目,这次他们想试着报一条,但不知道报什么、怎么写,我一听他们有积极性也很高兴,就根据我对他们处室职能的了解,对可以报的题目和内容做了建议,并且把近些年一些写法类似的条目发给这位同事作参考。后来,他们的稿件被正式采用在了“市政府”篇目中。对于上海年鉴来说,可能多一篇或少一篇这样五六百字的豆腐干文章并没有太大影响,甚至读者都不会察觉,都对于这个处室来说,可以说他们的工作成果被记录进了上海的历史。同时,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启发,许多年鉴的内容其实是挖掘出来的,只要有这份主动服务的热心,就能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全面。

  此外,要有边干边学的好奇心。组稿工作不仅是一个服务他人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一个单位有这么多处室,一年到头有这么多工作业务,即便在座的组稿同仁大多数可能来自综合处、办公室、研究室等综合性处室,往往也无法对此全部知晓,即便有的工作有所耳闻,但知其然不一定知其所以然,组稿工作其实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学习平台,你可以向业务工作的亲历者、当事人深入请教,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台前幕后。比如,我委高技术产业处负责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顶层设计,发展规划处负责编制上海市“十三五”规划,平时他们都为此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有可能坐下来向你娓娓道来,但在今年的组稿工作中,他们分别提供了一篇特记《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一篇专文《上海市“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我也因此抓住机会向参与政策制定、规划编制的一线同志好好学习请教了一番,了解了许多工作背后的故事,这些东西可能不一定反映在最后出版的文章里,但却是参与年鉴工作的一些意外收获,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因此,我认为以一颗好奇心去深耕年鉴组稿工作,可以使我们获得额外的收获。

  第二,在工作方法上要注重“二意”。

  一方面,要重视创新创意。这主要是指通过改进和创新工作方法来提高组稿工作效率。比如我在接手组稿工作的第一年遇到过一个问题,当时我给各处室发通知要求报选题,结果接到了无数个电话,问我他们处去年报了什么题目,想要去年的年鉴作参考。我这才意识到每个处室可能负责撰稿的人员并不固定,对于一个初次接触此项工作的同志来说,的确有时候会摸不着头脑。于是第二年起,我在选题通知之后就会附上上一年被最终采用的条目供各个处室经办人参考,并且注明“上海通”网站的网址,以便需要时可以学习借鉴以往稿件的内容写法。这只是组稿工作中一处小小的创新和改进,起到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想每个现在的组稿人在做好工作、改进工作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为今后的组稿人提供更高效、可传承的工作制度,这也是年鉴工作不断进步的源泉。

  另一方面,要勇于主动失意。这主要是指在条目的使用方面要勇于取舍、服从大局。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单位内部选题时,一般各个处室热情都很高,比如发改委有20多个处室,通常报给我的初步选题有五六十个,但其中有的选题其实是一些处室的内部工作,有的可能今年只是开了个头,重点在明后年,这些都不适合在当年的年鉴中反映,这个时候就需要组稿员斟酌取舍,把好第一关。二是在提交给编辑部后,编辑部反馈某项工作其他单位也报了类似选题,综合平衡后决定采用其他单位的稿件,这个时候就需要服从编辑部的总体安排。我想主动失意是一种服从大局的意识,也是年鉴能够顺利出版的重要保障。

  以上“三心二意”是我三年来参与年鉴组稿工作一些粗浅的体会,虽然年鉴组稿工作酸甜苦辣、并不轻松,但每次在第一时间拿到装帧出版的《上海年鉴》成书,心中都会有一种欣喜和自豪,我想这也是每个年鉴人共同的感受。最后,与在座的各位年鉴人共勉,希望在编辑部的统筹指导和各位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年鉴(2017)》编纂工作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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