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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卷 民族、宗教

2008-7-11 9:40:48

概述

 

    上海是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在700多年发展过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为建设上海作出贡献。

    元代,上海地区始有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元至正年间,松江府有北人户1062户,其中色目人31户、汉人1031户,色目人包括后来的回族人和维吾尔族人,汉人包括女真、高丽族人。明初,又有不少回回定居金山卫、嘉定。天顺年间,有“寄居回回”、“归属回回”迁居上海地区。上海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显著增加。清雍正年间和上海开埠后,先后有大批满族、蒙古族官兵和家属迁居上海。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京水灾和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南京、扬州、镇江一带满蒙族官员、回族富商和平民竞相迁居上海,形成上海县城九亩地、沪西药水弄等回民聚居地。辛亥革命后,驻守南京、扬州、镇江等地满蒙族官兵及其后裔定居上海。开埠后,上海经济、文化发展,又吸引大批少数民族商人、文艺家、宗教界代表人物和劳工到上海发展,上海的少数民族人口大为增加。解放后,又有少数民族同胞到上海求学、工作。1976年后,又有一批少数民族同胞随插队落户务农的上海籍配偶回上海定居,上海少数民族数量、人口都有增加。1990年,全市有少数民族族别44个、人口62171人,分别比1953年增加近1倍。

    少数民族同胞融入上海当地社会生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元代,大批人员担任上海地区各级地方官。创办上海首座清真寺。明隆庆年间,回族官员海瑞除恶兴利。清乾嘉年间,满族官员扩建书院。鸦片战争中,蒙族官员裕谦督办宝山防务,铸炮布防,抗击入侵英军。上海开埠后,更有大批人经营实业,开创上海的珠宝古玩业、清真食品业,发展上海经济。有的创办教育、文化事业,涌现大批杰出人才。在近现代重要历史时期,不少热血之士投身革命事业。解放后,和全市人民积极参加上海的经济、文化事业建设。少数民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尊重,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得到保障。有18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1人(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开埠后到20世纪60年代,不同时期出现和存在东正教、犹太教、祆教、锡克教等侨民教会和民间宗教理教。至1995年,上海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

    相传佛教在三国传入上海,南朝发展。东晋,道教传入,唐、宋间开始发展。二教在宋、元间发展迅速,清代均趋式微。元代,伊斯兰教传入,清中叶渐衰。明末,天主教传入,清中叶受禁,近代得到发展,上海是中国天主教的重要据点。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后,基督教传入。开埠后,各教因上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迅速发展,20世纪初在全国取得重要地位,20~30年代趋于鼎盛,1937年上海沦陷后受不同程度破坏。其他教情况各有不同。1912年10月,成立孔教会,并设总会事务所,1913年9月总会迁北京,侨民教会随到沪侨民的增减而盛衰,东正教在抗日战争前较兴盛,犹太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犹太人避难上海称盛一时,祆教、锡克教教徒不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侨民离沪而衰落。理教在五卅运动后发展较快,50年代衰落。

    上海开埠至1949年,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教在不同条件下生存和发展。晚清地方政府和官绅以不同政策和态度对待各教。慑于不平等条约和殖民势力,迁就天主教、基督教教会势力,多次发布“保护”令。天主教、基督教教会与法、英、美等殖民势力互为依托,传教士代表派遣国利益,在攻占上海、设立租界、越界筑路等历史事件中起重要作用,加速、加深上海半殖民地化;殖民势力以不平等条约和炮舰扩大教会传教特权,向教会提供大量经费和物资,帮助天主教、基督教发展。外国势力把持上海的天主教、基督教教权。地方政府对佛、道教严加管束,出现马路和尚,设于民住的“道院”。轻视和歧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穆斯林则顺从政府,在政治、经济生活方面力争融入上海社会。民国时期,名义上实行信仰自由、“五族共和”国策,实质上地方政府和官绅仍以不同态度对待各教。对天主教、基督教基本沿用晚清政府态度。对在上海道教中占多数的正一派道士以破除迷信名义多次冲击,上海道教在半合法状态中求生存,勉力发展。佛教得政策保护,19世纪末起,在数次“庙产兴学”风潮和地方自治运动中,庙产始终为官绅觊觎。佛教一面结成团体自保,一面利用与政界关系,阻止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和贯彻不利佛教发展的政策,并兴办文化、慈善事业回应“庙产兴学”。佛教主要受上海工商界、新旧官僚资助和保护,道教主要受地方势力保护,又反受控制和利用。伊斯兰教依靠工商界,努力提高自身地位,扩大影响,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

    爱国士绅和群众愤于和反抗殖民势力与天主教、基督教教会互为依托欺压中国人,教会借助殖民势力制造事端,形成多起教案,均遭地方政府弹压,“肇事者”受严厉处置。20世纪初,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等组织和教会爱国人士尝试自办教会,基督教难持久和普及,天主教难实践。20年代,全国爆发非基督教运动,到后期形成收回教权运动,上海成为运动中心之一。受运动影响,基督教教会开始起用华人担任教会团体领导,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

    19世纪70年代后,天主教、基督教办教育、出版、卫生、慈善等事业,以“文化”传教,扩大影响。不少事业开近代上海乃至中国之风气,客观上为中国人提供了解西方的窗口,传教士成为上海文化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义和团运动后,教会加大投入,提高办“文化”事业的质量。中国废科举后,教会学校以英语、近代自然及社会科学优势吸引学生,教会医院以综合医治能力在西医界占明显优势。基督教在士绅中普及西方科学和文化,博得士绅好感。天主教重视小范围的科学和学术研究,以其优异成果居于学科前沿而彰显天主。在上海的思想文化领域,基督教影响尤为突出;在科学、技术领域,天主教地位较高。开埠后,上海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变化趋势和程度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变化表现在教会组织形态、传教手段、对文化和社会事业的态度、培养教职人员的方式、教会人员构成、妇女和平信徒地位的变化、与国内外交往程度、经济来源等各方面,也表现在民主化、商业化、世俗化等倾向中。一些变化形成规模和声势后影响全国,这些教从而在全国渐得重要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平等。各教先后有代表担任人大、政协职务,参政议政。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摆脱旧势力的控制、利用,纯洁队伍,三教爱国人士有政治翻身感。1950年起,爱国信徒在上海发起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上海市军管会)对接受外(美)国津贴及外(美)资经营的669个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团体、差会、修会、学校、医院、文化出版机构、救济、社交团体进行登记,给予注销专门登记、接管、接办、改组、准予社团登记或停止活动处理,1953年处理完毕。传教士基本离沪。1951年9月,市政府免征实行自养的天主教、基督教教堂、办公房屋的房捐和地产税。天主教、基督教教会不再接受外国津贴。1953年4月,免征佛教自有土地、自用房屋地产税。肃反运动中,政府分别破获隐藏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内部的龚品梅反革命叛国集团和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基督教、天主教先后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随着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化,参加宗教活动人数减少,各教依靠的力量不复存在或无法再依靠,经济困难。政府制定以房地产自养的政策,房地产较少的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组织生产自救。又实行宗教和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分离的政策,教会所办事业交有关部门接办。1954~1962年,各教建立爱国宗教团体,80年代得到完善,带领信教群众走爱国爱教道路。1957年后宗教事业受“左”的路线影响。1958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伤害一批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不少宗教活动场所,尤其是农村场所被合并、占用;大批教职人员转业或参加生产组劳动。1960年起,检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贯彻情况,调整关系。6~9月,市政协举办上海市宗教界人士座谈会。一些违反政策事件受到处理,群众宗教生活得到照顾。1961、1962年,各教宗教活动场所和参加宗教活动人数增加。1963年,再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11月18日~1964年1月20日,举行宗教界人士社会主义学习会,开展阶级斗争。1964年7~9月,组织各教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座谈会。压缩宗教活动场所。“文化大革命”中,宗教团体停止工作,宗教活动停止,场所几乎全被移作他用,绝大部分教职人员被打成“牛鬼蛇神”,参加劳动。年老体弱者由使用教堂寺庙的单位给生活费养起来。“四人帮”余党向外宾介绍已消灭宗教的“经验”。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后期,信教群众私下宗教活动逐渐发展。1977、1978年拨乱反正,宗教界代表重新参政议政。1979年1月,召开全市宗教界大会,为受迫害宗教界代表人士平反。2月起,各爱国宗教团体陆续恢复工作。1982年,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贯彻中共中央《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全市落实宗教政策。归还各教存款和上缴款100余万元。补付“文化大革命”中房产租金683万元;390人补发工资、生活费83.4万元;325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得到复查改正,451户被查抄者得退赔,473人“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老案得到平反纠正,53人“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另有44人由所在单位予以改正;宗教界收回、修复或新建宗教活动场所,基本满足信教群众的需要。基督徒和进佛、道教庙观的人数逐年上升。信徒心情舒畅地参加国家建设,数以千计的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78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80年代,各教办宗教院校,毕业生成为教职人员,有的进入教会领导层。各教与海外交往空前频繁,历年参与接待的海外来宾占全市接待总数一半以上,1995年高达53万人次。各教用房产等开展经济活动以“自养”,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1995年,市政府颁布《上海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宗教管理法制化,宗教界开始运用法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年,全市开放宗教活动场所243处,有佛寺46所、道观10所、清真寺7所、天主教堂68所、基督教堂11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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