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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卷 特记

2008-7-3 15:05:23

概述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自上海开埠后,英美法等列强开辟外国租界,在上海形成了“国中之国”,对上海乃至全国产生极大的影响。因大量侨民的移入,形成了以国籍为别的外国人社区。大批外国移民在上海定居、经商、办学,为保护其自身群体利益,以原籍地或在沪行业为中心,组织各种会馆公所、同乡会,构筑近代上海多元化社会结构。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在沪英国侨民聚居处首先建立英租界。道光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美国租界、法国租界相继建立。咸丰三年(1853年),英、美、法3个租界合并,同治元年(1862年)法国退出三国租界独立。英、美合并的租界通称公共租界。两租界根据多次修订的《土地章程》,不断越界筑路,扩张占地范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面积分别达3.2万、1.5万余亩,形成东起黄浦江,西至静安寺(今南京西路)、徐家汇路(今华山路),南接斜桥、徐家汇路,北及小沙渡沿吴淞江(今西藏路)一带范围广大的租界区。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公共租界,法租界因法国投降德国仍保持独立。1943年,汪伪政府“接收”两租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政府通过双边谈判正式收回租界,上海租界从法律意义上消失。解放后,外国在上海的势力和特权全部废止。租界设立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公共租界设工部局,法租界设公董局主持其事。两机关分别在租界内拥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公安、武装等特权,实行领事裁判权。独立进行市政建设、工商经贸、宗教和文教卫生等项事业。租界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控制的“国中之国”。但在客观上也传播了西方文明,推动了上海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上海出现了犹太人、白俄、日本人和韩国人聚居区,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外国侨民社区。清道光二十七年,英籍犹太人沙逊到沪定居经商致富,随后上海多次出现犹太人移民浪潮。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排犹,大批俄籍、中欧籍犹太难民到沪避难定居,形成上海塞路迪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等不同国籍犹太人社区。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旧俄贵族流落中国东北,习称白俄。1924年,中东路事件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量俄侨南下到沪,主要居于虹口、闸北及法租界内,形成俄侨社区。1947年,在沪俄侨约有2万余人。日本与中国一水之隔,两国人民交往历史悠久。同治七年(1868年),首家日本商店在沪开张,日侨开始移居。日本明治维新和中日甲午战争后,大批日侨来沪,形成以虹口地区为中心的上海日侨社区。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占领上海后,日侨剧增,至1940年达7万余人,占当时在沪外侨总数的一半以上。唐中叶起,上海青龙镇始与新罗(朝鲜半岛古国)通商,韩人首次来沪定居。宣统二年(1910年),日本并吞韩国,特别是1919年韩国三一运动被镇压后,上海韩国侨民急增,在上海进行复国独立革命行动。1937年上海沦陷后,大批亲日韩侨到沪,到1940年韩侨最多时达七八千人,主要分布于虹口和租界内,形成上海韩侨社区。外侨社区与租界互为依存。侨民多数居住租界内,受租界当局的管理与保护。外侨则以租界为依托,从事工商、经贸、金融、房地产及宗教、文化娱乐等事业,从经济上支撑租界的发展。各侨民社区为上海带来了异国风情和异国文化,使得上海更具国际化。不少侨民为上海发展作出贡献,和上海市民结下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租界变迁,侨民社区动荡。苏联卫国战争中,不少俄侨回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战败国德奥籍犹太侨民和日本侨民被遣送回国。其他国籍侨民也纷纷离沪,上海外国侨民逐渐减少,至上海解放,外侨社区最后消失。

    清顺治年间,旅沪关东、山东两地商人集资,首建山东会馆。随后旅沪商民,相互仿照,各地同乡会竞相建立。至1949年,全市有同乡会馆(公所)46所,均向当地政府申报立案。会馆(公所)以同乡商号为会员,互相提携照应。为适应行业的需要,各会馆(公所)中的同业人员,又相继成立同业性质的公所。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上海最早的商船会馆创立。随后建楼设馆,盛极一时。至宣统三年,上海有同业及同业兼同乡性质馆(公所)105所。为联络乡人友谊,发扬乡人自治精神,更多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在会馆(公所)基础上,又组织各地旅沪同乡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江苏常州旅沪同乡会首先建立。至民国初年,全市有旅沪同乡会4个。民国期间,特别是抗日战争国难期间,同乡会大量出现,到1945年有93个。1949年,有119个,会员(1946年计)3.6万人,涉及全国13个省市,以江苏、浙江、广东等省籍为最多。会馆(公所)同乡会均订有章程,设董事会、理事会或委员会,主持馆务,协调会员从事工商经济、济贫帮困、办学施医,殡葬、慈善等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也有不少会员参加小刀会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抗日救亡等各项政治活动。会馆与同乡会,同时并存,略有交叉,功能互补,成为近代新型的社会群众团体。这些团体延续到上海解放,停止活动,组织消失,为各种新的社团所代替。

    上海外来人口的不断移入,带来居民姓氏数量的增多和姓氏结构的多样性。相传古代上海有春申君姓氏。东汉以降,上海始有姓氏文献记载,顾、陆等姓,向为大姓。继至元灭宋,清入关,朝代更替,政局嬗变,大量人口南迁,上海人口大增。近代以来,社会矛盾激化,战乱频繁,国内外来沪人员更是络绎不绝,寻求租界庇护。解放以后,特别是1979、1992年以来,各类外来人员剧增,或移居择业,或投资经商。人口的迁入带来了众多姓氏。据1994年调查,全市在住人口中有姓氏1723个。1997年12月,又对全市1292万在籍人口统计,有姓氏1340个,其中除主要的传统单姓1304个外,尚有复姓34个,多字姓2个,另有少量外国姓氏以及非传统的璧联姓氏(父母两姓连用构成新姓氏)和个别有名无姓者。其中占总人数99.03%以上人口集中在306个姓氏中。按姓氏数量排列,前五位姓氏为张、王、陈、朱、徐。因内迁、出国求学或经商等,上海人口时有流动,带来姓氏的变动。1957年前后,有400个稀少和罕见姓氏消失,又新增姓氏43个。

    上海,农民、手工业者、无业游民以及外籍客商中,秘密结社,出现帮会组织。民初以后因租界当局和地方军阀的庇护和利用,帮会组织恶性蔓延,形成典型的黑社会势力,其中以小刀会、青帮、红帮、恒社、荣社、福社等为盛。出现著名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大亨。帮会组织成员以字辈排列,结拜兄弟,师徒传承以江湖义气相聚合,以互助互济为标榜,入会有严格手续,会内有严密行规、行语。在社会上偷抢骗拐、贩毒聚赌、走私军火,绑票暗杀,成为社会的一个毒瘤。又因社会各种势力的消长,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帮会中的某些人也参加过诸如小刀会起义、辛亥革命及抗日救亡活动,经营产业,举办济贫扶弱的社会公益事业。上海解放后,市人民政府通令取缔各种帮会组织和反动道会门。1951年8月,全市各类帮会成员向政府登记的有26800人。另有各类非法道会门组织50多种,至1953年,各类办道人员向政府登记的有9728人,一般帮会成员约10万人。至此,上海帮会组织不复存在,帮会势力基本肃清。

    帮会组织在大规模的犯罪活动中,贩毒、聚赌和控制卖淫等,是典型的社会行为。帮会黑社会势力以烟(毒)、赌、娼为寄生土壤,而以烟、赌、娼为核心的邪恶勾当,又为帮会黑势力的发育提供经济条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同时,和各种政治势力发生联系,以取得政治上的保护。

    鸦片战争前,上海地区已有鸦片毒品流通,开埠以后,洋药(鸦片)贸易成为合法,上海逐渐成为全国鸦片毒品进出和转口的最大口岸。租界当局颁发烟馆经营许可证。鸦片贸易成为租界的重要财源。帮会黑社会势力以及历任驻沪军事当局,又以贩毒主要行当之一,加以保护,致使沪上烟毒猖獗。及至1947年,全市有毒品加工厂30余家、吸毒者10万余人。上海地区的赌博活动,民间早有流行。清末、民国时期,帮会流氓包揽赌业,设窝聚赌。租界当局又引入西方彩博行业。赌博行当增多,土洋兼有,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上海成为全国赌业最为发达的城市。道光二十九年,租界开设跑马厅,1928年设跑狗场,大规模经营博彩行业,公共租界有公开赌场150余家,彩票店59家。上海娼妓行业,明末清初已有出现。开埠后受西方妓女制度的影响,娼妓成为公开合法行业,租界当局颁发妓院执照,征收花捐税。妓院集中在四马路(今福州路)等租界繁荣街弄。清同治十年,两个租界有专接洋人、华洋兼接和单接华人的分类妓院,总计达694家,妓女4775人。至1920年,妓女多达61141人。民国以来,上海民众和进步团体多次发起禁毒、禁赌和救济娼妓运动,终因政府无能、社会风气奢糜,烟(毒)赌娼活动时禁时放,始终无法根除。解放初,人民政府大张旗鼓,严厉禁止吸毒,聚赌及嫖娼。1951年,全市查出烟毒案7733件,逮捕首犯3548人,一般罪犯2.1万人,取缔跑马厅、跑狗场和聚赌窝点,封闭妓院72所。到1958年,收容教养各类职业妓女、按摩女等7513人,经劳动教养,绝大部分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此,上海地区烟毒、嫖娼和聚赌现象基本根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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