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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卷 哲学、社会科学

2008-7-10 10:26:14

概述

 

    西晋,华亭陆机著《文赋》,是本地区今存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明代,陈子龙主编《皇明经世文编》。明末,徐光启最先开始在上海传播西学。清代,钱大昕音韵学、训诂学研究独树一帜。至开埠以前,总体上,上海学术研究在全国的影响有限,地位不高。

    上海开埠后,西学渐入,到清同治、光绪年间成为西学在全国的传播中心。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墨海书馆开始出版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传播西学。咸丰三年(1853年)至六年,慕维廉编《地理全志》、慕维廉译英国托马斯·米纳尔《大英国志》,是上海最早的社会科学译著。咸丰七年,伟烈亚力主编《六合丛谈》,最早系统介绍外国文学。此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格致汇编社、益智书会、广学会、译书公会等译书机构建立,出版社会科学类译作。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译成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类著作73种,几乎包括国内有影响和开创性的全部译著。同期,中国学者王韬在上海最早开始国别史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继续保持在全国的西学引进的中心地位。全国翻译机构大部分集中在上海,所出西学书籍涉及领域广泛,引进一批新学科和新观念。出版西学书籍1000余种,占全国2/3以上。清光绪二十八年,翻译《原富》《社会学》《中等教育伦理学讲话》《哲学要领》等著作,开始引进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和较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光绪三十一年,严复译《穆勒名学》,引进西方逻辑学。同期,出现财政学、商业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译著,引进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三权分立及国家、国际、法制等观念,产生广泛影响。完成一批变法史、革命史、独立史、亡国史、外交史、文明史著作的翻译。20世纪初,最早引进马克思主义,一批介绍近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问世,成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最主要的窗口。19世纪70~80年代,上海学者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新的学术方向,开拓研究视野,研究涉及经济学、财政学、伦理学、语言学等领域。传统研究领域,广泛出现运用西学原理对原有理论重新进行阐述,或对旧的学科体系进行改造的趋势。

    民国初期,近代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全面输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广泛引进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流派,学术团体空前活跃,各种思潮流派林立,论争接连不断。各种学科体系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开始系统传播。各种政治党派、团体利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政论,政治与党派之争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角。法学研究围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展开,由引进西方法学为主转向对本国法律的研究,涉及宪法及宪政,民法、刑法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等。报刊杂志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思潮,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

    20~30年代中后期,各派研究百家争鸣,形成各种新学科。

    不同思潮风起。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进入广泛传播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继出版,研究者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阐述、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2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在上海完成或发表《社会科学概论》《史学要论》《现代社会学》《教育史ABC》《新教育学大纲》《政治科学大纲》《政治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哲学讲话》《社会学大纲》等一批最早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1930年以后,翻译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广泛开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新实在主义、杜里舒的新康德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赫尔德的历史哲学、郎普勒西特的文化史观、鲁滨逊的综合史观、尼采的“超人”学说等各种西方现代思想流派被广泛介绍引入。杜威、罗素、杜里舒、柏克赫斯特、泰戈尔等知名学者相继访沪。各种不同的主义、思潮、流派形成,引发东西方文化论争、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各种政治学说的论争等一系列学术争鸣与思想论战。1929年,在上海引发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全国性大论战,影响深远。

    新兴学科形成,学科建设趋于完备。20年代以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继续大量译入,涉及人口学、广告学、艺术哲学、历史学、文化学、心理学、文学、法学、哲学、优生学、性学、伦理学、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会计学、货币学、政治学、宗教学、科学学、科学哲学、社会法理学、新闻学、演讲学等,并形成相应的学科。30年代,又形成部门经济类学科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体系。完成中国学术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法律史、中国佛教史、新闻学、美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都市社会学、图书馆学、刑法学、外国经济思想史、外国哲学史及黑格尔哲学等专著。形成一批学术成果,开拓了一批新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理论、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商务、国际经济问题及上海史和租界史、中共党史等。

    文学论争纷起,长时期影响全国文学艺术界及其他领域。1921年5月,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成立,显示上海成为新文学创作的又一个中心。同年,创造社在上海最早系统提出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法国、美国文学理论和俄国文艺理论介绍入中国。1928年1月,创造社成员最早提出“普罗文学”和“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否认文学的艺术性;新月派否认文学的阶级性和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引发鲁迅、茅盾的批评。1930年3月和5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先后在上海成立。左翼文学派别和其他派别就文学的真实性、典型人物的塑造、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创作方法等问题多次展开论战。30年代中期,面对抗日救亡形势,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后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引发激烈论争。

    全面开展古籍整理。20年代起,上海学术界展开中国传统典籍的整理和刊行,规模之大和种类之多空前,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

    1937年上海沦陷后,留守上海的社会科学界和文化人士坚持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1938~1941年,语法学界开展中国文法改革讨论。1941年,文学理论界讨论通俗文学。《鲁迅全集》《抗战文艺论集》《中国基督教史纲》《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出版。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举办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等机构,发行报刊书籍,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资本论》第一种全译中文本和《费尔巴哈论》《德国农民战争》等中译本,以及《论持久战》《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等重要著述在上海发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停顿。

    抗日战争胜利后,社会科学研究有所恢复。1946年,郭沫若、茅盾、马寅初等发起组织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经济学、哲学、法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史学、美学等研究有所进展,《中国通史简编》《新美学》等专著产生广泛影响。

    1949年上海解放后至50年代前期,马列主义开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形成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同时,引进苏联社会科学理论。在各个领域开展旨在清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

    解放初,组织全市20万名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和《实践论》《矛盾论》,开展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理论的批判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各高等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1952年起,各高校抽调青年教师和毕业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50年代前期,上海学术界参与全国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开始大量翻译和介绍苏联社会科学类教科书和论著,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一批学科体系。1953年后,取消社会学、政治学学科,基本停止外国哲学史和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经济学领域许多学科转向苏联体系,教育学引进凯洛夫、冈察诺夫等教育理论。

    1950年起,中国新经济学会上海分会、中国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中国历史学会上海分会等一批学术团体相继成立。

    50年代中期~50年代末,上海社会科学的研究体系基本形成。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筹备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市社联),上海社会科学院(简称上海社科院),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各区、县、局党校等建立,10所大学设立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

    学术思想一度活跃,学术研究出现一批成果。法学研究提出“并非一切法律都有阶级性”,法院应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新闻研究对新闻事业的状况及报刊的功能等问题提出独到看法;有学者提出恢复社会学;文学领域提出“文学是人学”、“共同美”等。后均遭批判。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史应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上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下限的观点,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国通史》《现代汉语词汇》等一批重要成果出版。史学界整理一批上海重要企业和行业史料。

    1958~1961年,上海理论研究重点转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形成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生产力性质问题等3次大讨论,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1960年,召开一系列座谈会,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不能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同,讨论学术问题不应带政治帽子。《文汇报》《解放日报》分别开辟学术版和理论版,讨论和争鸣生产力性质和按劳分配、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道德的继承、对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评价、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孔子的思想体系、洋务运动、《红楼梦》评价及艺术创作等问题,学术空气活跃。同时,上海与华东地区编写完成一批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取代原普遍采用的苏联教材。完成出版《政治经济学教材初稿(社会主义部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册)》《中国文学发展史》《黑格尔〈小逻辑〉浅释》等一批重要成果。60年代前半期,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上海社科院设国际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重建政治学系,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展开对欧美国家的研究。

    1962年,中共中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转入不正常的轨道,学术空气沉闷。先后开展对生产力性质论、文学即人学论、新人口论、无差别境界论、合二而一论、有鬼无害论、德彪西音乐理论的批判。1964年,大批理论工作者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市社联和《文汇报》《学术月刊》等对《海瑞罢官》和贪官、清官问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人员和众多观点遭到压制和批判。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发表《纪要》,提出“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垮“文艺黑线”,提出一条极“左”的文艺路线,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5月,《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6月,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开始被公开点名批判,引发学术领域大批判之风。各大学社会科学专业停止教学,市社联与所属学会停止活动,上海社科院被撤销。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参加“斗、批、改”。全市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停止。

    70年代初,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恢复。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恢复招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重新开始组织课题研究。《二十四史》和《清史》点校工作恢复后,上海承担并完成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和宋史的点校工作。1972年起,恢复自然辩证法研究。1973年6月,创办《自然辩证法杂志》(季刊),介绍和评述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中的哲学问题,涉及现代宇宙学理论、量子力学、基本粒子物理学理论、相对论、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大脑生理学、意识论、人类起源论、电子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等,介绍和评述受极左的观点影响。编写一批解释马列原著中有关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读本和教材。首次翻译发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中译本。同时,为配合政治斗争,适应极左路线,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大批宣扬极左路线和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服务的文章,制造“影射史学”,任意篡改历史,学术研究变成政治迫害的工具。1973~1975年,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党史讲义(上下册)》,分别加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批修批邓”的内容。编写《哲学小辞典》《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哲学小辞典: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小辞典:外国哲学史部分》等,加入评法批儒的内容,把唯物辩证法曲解为斗争哲学。

    1977年末~1982年,社会科学事业开始全面恢复。

    恢复研究机构,重建学科,新建新学科,全面恢复研究工作,编写出版高校教材。恢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市社联和上海社科院。恢复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文学、国际政治学、语言学、新闻学、教育学等学科。建立了世界经济学、情报学专门研究机构。许多传统学科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分支学科,充实学科体系。同时,在全国较早恢复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开展宗教学研究。此外,开拓时间学、科学学、领导科学、软科学、战略学、管理科学等学科研究领域。

    参加重大问题的讨论。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展开后,上海理论界、新闻界冲破上海有关方面对真理标准问题“不讨论、不发表、不登文章”的三不限制,率先参与讨论。9月16日,《文汇报》发表《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和复旦大学讨论真理标准的报道。1979年初,召开理论务虚会,深入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极左路线,学习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进一步认识要完整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观点。理论界提出上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深不透,必须补课,并展开深入讨论,推动全市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

    较全面清理社会科学领域一些重大理论中的极左观点。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提出不能用毛泽东的片言只语来替代毛泽东思想,并初步涉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问题。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清除把党史归结为“路线斗争”的谬误,开始对众多历史事件及党的早期人物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探讨解放30多年来“左”的路线萌芽、形成、发展和全面推广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对苏维埃俄国的战时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的功过及托洛斯基问题、列宁的晚年思想问题等展开集中讨论,形成不同观点和评价。经济学领域,批判否定按劳分配和物质奖励的错误观点。展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提出要按社会需要组织生产,注意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等。史学领域,对“影射史学”、评法批儒运动进行反省和批判,在社会形态、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创造者等方面展开讨论。文学领域,就文学的真实性、典型性、形象思维等问题重新展开争鸣。80年代初,开展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异化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作用、马克思的人的学说与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特别是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本质差别等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

    编写适应新时期形势的教材,恢复开展学术研究。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等一批哲学、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史学、政治学、中共党史等方面的理论教材,包括解放后第一种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高等院校教科书《现代西方哲学》。完成《辞海》修订本、全国第一种研究先秦美学思想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西方美学史的《德国古典美学》以及《文心雕龙创作论》《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等一批研究成果。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受到关注。

    1982年后到80年代末,社会科学事业得到全新发展。

    开始规划和实施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五年规划。1983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开始组织实施上海社会科学第一个五年规划(“六五”规划),统一领导、规划、协调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调整、充实、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改变过去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的单一局面,大力加强应用理论的研究,形成两种研究并举的格局。对传统学科的内部结构进行重新组合,研究内涵更为丰富。哲学领域,1983年初突破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模式,提出并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问题,展开中西哲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经济学领域,改变政治经济学的单一研究,建立和发展部门经济科学理论,开拓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史学领域,改变单一的政治斗争史研究,发展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妇女史等分支学科。政治学,形成政治学基本理论、当代西方政治学说、外国政治制度、中国政党、中国政府、行政学等组成的学科框架。法学研究,国际经济法、科技法学、法律文化研究、青少年犯罪研究等新兴领域形成特色。上海学开始形成。各领域在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创建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取得成果。《中国历史地图集》《国民经济管理》《西方哲学史》《新闻学基础教材》《国际税收概论》《社会主义经济宏观分析》《国际竞争论》《汇率论》《西方史学概要》《中国人口地理》《青少年犯罪学》《中国人口思想史稿》《西汉人口地理》等均为相关学科中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种学术专著。《柏拉图哲学述评》《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儿童社会学》《住宅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等著作开拓了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提出一系列创新的或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理论观点,主要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范畴或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是“社会必要产品”;上海租界问题的“上海租界双重影响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第三阶段;在主权统一的前提下主权与治权可适当分离;土地资源有偿使用,实行“土地出租”的办法;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鸦片”的论断要全面理解和认识,宗教可以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很多观点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取得认同,推动了相关学科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应用理论研究结合实际,为改革开放服务。1983年,开始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提出要使上海成为既是中国重要的先进工业基地,又是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和科技中心,重要的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提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使上海从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城市向产业结构合理、开放型的多功能经济中心转变。1984年,完成《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80年代中期,展开对上海第三产业、文化、教育、法制、社会、城市等发展战略研究。此外,对上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形式、利用外资、开放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模式、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讨论。

    围绕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展开研究。1987年,提出争取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结合战略,加强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设想以及上海要建立外向型经济模型的概念。同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就开发浦东问题进行探讨。复旦大学完成《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研究》调查报告,提出以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带动农业生产规模经营,建立农村双层经营组织等。华东师范大学完成《开展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报告》。

    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举办多次专题学术讨论会,《文汇报》开辟“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专栏。出版《中国文化史要论》《中国文化史丛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研究成果。开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组织开展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形成《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经济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成果。

    新学科建设发展。编写《世界新学科总览》《世界新学科总览续篇》,介绍770多门新学科。编写《10新经济学科》《续10新经济学科》等,集中反映国内外当代经济学领域新学科研究的成果。

    开展以县区、专业为记述对象的地方志编纂工作。80年代初,率先在市郊10县展开。80年代后期,区志和各专业志的编纂工作普遍展开。成为上海有史以来涉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地方志编纂工作。

    1986年,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市性社会科学评奖活动;1988年8月起,形成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座谈的双月座谈会制度。

    80年代末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建设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为重点。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89年下半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当前的形势和必要的反思理论座谈会、全市主要理论刊物编辑学习班。市社联、上海社科院等举办10年理论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40年、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等理论研讨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就自由、民族、人权、政党制度、公有制命运、中国改革的道路、20世纪与社会主义、国情研究等主题组织撰写文章,分辨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是非。设立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以加强有关问题的研究及研究成果的发表。

    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近百人编写《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始末》《中国共产党在上海》。

    毛泽东思想研究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杂志开辟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完成国内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第一种专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1991年召开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海社科院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1992、1993年出版《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开展毛泽东生平和思想、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与中国社会变革、毛泽东与中国文化、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等专题研讨。

    90年代前半期,重点展开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浦东开发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苏联解体、社区建设等方面研究。

    开展学习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1991年2~4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皇甫平《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文章,引起全国姓“社”姓“资”、计划与市场、“左”与“右”、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科技是否第一生产力等六个方面的讨论。1992年,出现论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等问题的文章。1993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全国率先成立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并成为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之一。中共上海教育党委和市教育委员会决定,在高校开设邓小平理论教程,通用教科书于1995年7月出版。

    开展90年代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思路和浦东开发开放等问题应用性和对策性研究。1990年,上海社联和上海经济学会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要求,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研讨,年底完成《发展与改革——若干重大经济问题研究》。1992年起,就上海率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展开讨论,形成必须率先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率先进行流通领域改革、率先走城市建设资金良性循环的道路等“六个率先”的思路。为配合浦东开发开放,完成一批研究报告,对浦东开发的方案、模式、资金筹措、文化、人口、社会管理及浦东与浦西关系等提出建议和对策。完成《上海市浦东地区行政区划研究》,提出重视浦东、浦西联动中的中观调控机制。研讨上海与长江沿岸省市开发对浦东开发与长江流域协调发展问题。完成《浦东开发与长江流域协调发展研究》。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和需要,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对产权制度展开广泛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建议和对策,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重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国际问题研究重点讨论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冷战后世界格局与世界秩序的变化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形势及走向、亚太形势及经济区域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全球民族主义浪潮、当代战争的特点与趋势等问题。开始以色列、犹太学的研究。

    开展社区建设研究。形成一批研究论文和对策报告成果,涉及社区发展规划、管理体制、服务与社会保障、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社区安全和综合治理、社区中共党建与社区政治、居民组织与基层民主等。

    文化产业发展问题受到重视,提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协调的文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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