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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卷 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

2008-7-18 10:50:28

概述

 

    唐大中年间(847~859年),华亭县青龙镇和日本、新罗(今朝鲜、韩国)及南洋等地有贸易往来。五代,青龙镇为吴越重要的通商海口之一。宋代,日本、新罗等国船只经吴淞江直达,“海舶百货交集”,“论者比之杭州”,遂设市舶务,置场抽解。宋后期,海船多泊上海浦右岸。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两浙路市舶司从临安移驻华亭。咸淳三年(1267年)在上海浦设置市舶分司。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上海镇设立市舶司。至元年间,进出上海口岸的有日本、朝鲜、东南洋等及闽、广等地贸易商船,本地也有庞大的海商船队。至正中期,上海县入籍民口72500,其中船商、水手有6675户。明洪武四年(1377年),明廷实行海禁,上海仍有小规模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万历中期,全国年海外贸易额约白银100万两,上海地区最盛年约10万~20万两白银。出口棉布、瓷器、丝、纱、扇等,进口香料、苏木、黄蜡等。清康熙中期部分开放海禁,上海与东南亚及日本等地传统贸易恢复和发展。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上海设江海关。雍正年间,每年约有80余艘沙船开往日本进行贸易,多数发自上海。乾隆十八年(1753年),江海关年关税收入77509两,在粤、闽、浙、江四海关中列末位。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颁令外国商船只准泊广州一地,上海和日本及东南洋诸国仍有商船来往。嘉庆年间,上海县城东门外出现专事洋货买卖的商行,并形成洋行街。道光中期,上海、宁波往返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菲律宾等地船只有45艘。出口棉布、丝、茶、绸缎及土产等,进口铜、糖、海参、象牙等及走私鸦片。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口岸贸易总量为5330万两。其中埠际贸易货值4840万两,占90.8%;正常外贸货值450万两,占8.4%;鸦片走私贸易货值40万两,占0.8%。上海民间、官方、合法贸易繁荣,还存在大量走私贸易,已为全国内外贸转口重要港口。

    上海开埠后,外商在上海取得诸多特权。可在租界赁房买屋,租地建屋,设立栈房;深入沿海内地通商通航;参与协定关税,以领事裁判权庇护非法活动等。全国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转移上海。清咸丰三年(1853年)起,上海对英国进出口值已达1720万美元,超过广州的1050万美元。此后,上海的进出口货值即在全国领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长江和华北各口商埠开辟,上海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同治三年(1864年)至十二年,进出口值占全国59.8%,光绪十年(1884年)至十九年占全国49.4%。上海确立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地位。进口以鸦片输入为大宗。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鸦片输入占上海进口值53.3%。咸丰八年《天津条约》签订后,鸦片“合法”进口,进口量大增,同治九年占全国进口量74.3%,创历史最高。光绪二十年,洋布洋纱廉价倾销,纺织品进口上升为第一位,占上海进口值43.7%,占全国进口值32.1%。出口主要为丝、茶。光绪二十年占全国出口值51.5%。其次为羊毛、牛皮、豆类、烟叶等。大部分销英国,其他为日本、香港、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等。对外贸易全部为洋行把持。因利润丰厚,洋行迅速发展。道光二十七年,有24家,光绪二十一年增至116家。英商洋行约占60%。同时经营贸易、航运、保险、金融。19世纪60年代后,航运、银行、保险等专业独立发展,形成买办制度,80年代约有买办2000余人。

    开埠后,外商向上海输出资本。英商首先投资办企业。19世纪90年代,在沪外商企业280家,主要为英商企业,其次为德、日、法、美等国企业。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航运业、造船业、修船业,以扩大外贸规模。至19世纪末,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沿海口岸水上运输网络。清光绪二十七年,出入上海船只8261艘,运量1078万吨。其次为出口加工业,并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光绪二十年,对纺织业(缫丝、轧花)、印刷业、制药业、食品与卷烟、制蛋、打包等加工业的投资升至占外商工业的51.6%。第三为道路、交通、邮电、通讯、水、电、煤等城市基础设施和能源等行业,投资额占外商投资总额1/6。随着地价上升,外商更热衷投资房地产业。以外贸为先导,带动了埠际内贸,出现百货、五金等新型商业和土产出口经销商。主要出口生丝、茶叶,形成庞大的埠际收购网。上海成为全国内外商品重要集散地。外贸在全国的龙头地位,外资的投入,近代机器制造工业的创建和外国技术的引进,进一步促进上海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19世纪末,上海已成为全国实现近代化最快的城市。甲午战争后,外商取得在华开厂权,加紧扩大对沪资本输出规模,扩厂开厂,纺织、烟草、食品、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成为投资重点。宣统三年(1911年),在沪外商企业643家,主要为美、英、日商等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美乘机加大投资,外商工业资本投入从甲午战争结束时的975.2万元增到1936年的4亿元。是年占全市工业总资本额71%。

    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期,上海对外贸易继续增长。清光绪二十九年,进出口总值比前10年增长12%,占全国51.68%;1913年比前10年再增63%,占全国42.12%;1931年比1913年增长1.64倍,达到111.02万关两,占全国47.03%。1932年,因世界经济危机,对外贸易下降,1936年恢复到9.145亿元,占全国55.52%。出口丝、茶货值增加,出口比重下降,桐油、肠衣成为大宗出口商品。机器、车辆、钢铁、五金、棉花、小麦、烟叶等进口大幅增加。鸦片进口于1917年基本结束。1934年起,华商开始经营外贸,打破洋行对外贸的垄断。1936年,华商外贸企业(包括南洋庄、东洋庄、西洋庄)占上海外贸经营企业30.48%。

    上海作为全国埠际贸易中心的功能进一步发挥。1930年,经上海出口的商品,45.2%出自内地;上海口岸进口的货物,29.5%转销内地。金融业空前繁荣,1925年上海金融总资本中,外资银行占36.7%。1933年,上海外贸总额占世界1.1%,贸易量超过香港、横滨等亚洲主要贸易港口,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对外贸易,先衰后旺。以1936年进出口值为100,1938年为47,1941年为112。欧美洋行受日商洋行排挤,日商洋行增加,垄断蚕丝等大宗出口商品。华商外贸企业发展,1941年增至613家。日商投资膨胀,企业增至800多家。是年,公共租界内271家外商工厂,日商达110家,英美商剩122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英、美、加、荷、比等国在沪工厂、码头、堆栈和华商纺织厂5家。海运不通,对外贸易停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恢复全国外贸中心地位。至1948年,上海年均进出口额占全国80%以上。其间,国民政府实施鼓励输入政策,美国剩余物资倾销中国市场,美商扩大在沪投资,官办外贸企业操纵上海对外贸易。1945年12月~1949年12月,上海登记有外商企业2015家。1947年,美商洋行增至182家,占上海洋行49%。1948年春,华商外贸企业增至1621家。8月后,全国经济崩溃,上海进出口业务全面停顿,美商投资大多转往日本,英商投资转往香港。

    解放初,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统制贸易体制,上海在全国的外贸中心地位发生变化,但仍居举足轻重地位。1950年,进出口货值占全国19.47%,1953年降至10.30%,1965年恢复到19.43%,1972年一度达22.11%,1976年下降至15.66%。进口因实行国家计划配额,数量大为减少。1950~1976年,进口总值15.42亿美元,1976年1.25亿美元。1950年,占全国进口货值20.07%,1976年降为1.90%。同时,积极开展出口贸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口值年均递增30.6%,占全国出口比重从1952年14.46%,上升到1953年的28.3%。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出口仍有发展,1965年出口额比1957年增长69%,占全国34.34%。上海口岸出口货源,外地占重要地位,1965年达20.2亿美元,占上海口岸出口总额45.6%。农副产品出口比重下降,轻纺、机电仪产品出口上升,1958年轻纺、机电仪产品占49.99%。60年代后,发展亚非拉国家和西方国家贸易关系,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从1958年90个扩至121个。

    1949年后,对解放前开办的外商企业,分别采取征用、接管、转让等方式清理、整顿。同时,发展和苏联、东欧及亚洲地区经贸关系。1949年6月~1952年,苏联、东欧等在沪新开设43家企业。1962年,中国和波兰合办的中波轮船航运公司从天津迁至上海。

    50年代,进口苏联和东欧国家重工业技术设备,以发展电力工业、电机、汽轮机、柴油机、矿山机械等机器制造业。60年代,引进日本等国技术设备。70年代,引进规模日益扩大,主要为全套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等工业技术设备,并聘用大批外国专家。工程规模最大的宝山钢铁总厂一、二期工程,聘用外国专家3578人次。

    50年代初,接受苏联、东欧的技术援助。1955年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至1964年有50个项目。至1978年有220个项目,遍及亚、非、东欧25个国家。同时,为受援国培训大量技术人才。

    1979年后,加快发展外经贸,全市外经贸发生重大变化。

    进出口值快速增长,外贸经营权进一步放开。1980年,上海外贸出口总值42.663亿美元,创历史纪录。此后长期维持在35亿美元上下。为改变外经贸徘徊局面,采取多种贸易方式,拓宽货源供应渠道等,1987年恢复到41.6亿美元,1989年为50.32亿美元。农副产品出口比重继续下降,从1979年的28.36%降至1989年14.88%。机电仪表化工产品比重从1979年14.92%上升到1989年20.46%。1980年起,上海进口规模逐渐扩大。1985年后,国家下放进口经营权,进一步扩大进口,1989年达28.16亿美元。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上海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贸易,推行大口岸、大集团、大外贸战略。1993、1994年,市政府确定对外经贸在上海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动力地位,明确到2000年上海外经贸发展目标,提出加快发展上海对外经济贸易的一系列举措,上海外经贸发生巨大变化。外贸经营权进一步放开。1995年,全市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国营企业591家。其中外贸专业公司14家,新建的综合性外贸公司8家,工贸公司36家,几个企业联合组建的联营外贸公司84家,中央、上海、外省市浦东子公司125家,自营进出口企业190家,非工业自营进出口企业74家,部属在沪外贸公司60家,还有大批外资企业和非国营华资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协同出口。1995年,出口总值115.77亿美元,其中专业外贸公司占36.3%,工贸公司和工业自营企业占26.2%,中央在沪企业和地方综合企业占11.4%,外商投资企业占22.8%。

    加强外贸企业内部体制改革,进行股份制试点,推行经营责任制,实施“美元工资含量分配”办法,引进竞争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树立“大外经贸”观念。1994、1995年,组建一批外贸企业集团,以扩大规模,加强综合经营,促使上海外经贸企业“统一政策、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联合统一对外”。

    加强开发区的外经贸工作,浦东新区成为新的引进外资和出口增长点。1992~1994年,浦东新区批准项目2493个,协议外资56.35亿美元,分别占全市26.34%和27.62%。1995年,批准项目838个,协议外资30.59亿美元。出口创汇逐年增加。1995年达24.75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21.38%。

    外商投资稳步发展。至1989年,全市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50项,协议外资19.4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2.03亿美元。90年代,利用外资达到空前规模。至1995年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3598个,协议外资341.9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14.11亿美元。发达国家和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加大在上海投资,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逐年增多。投资领域从制造业扩展到基础工业和第三产业。

    至1995年,利用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项目958项,总金额达81.48亿美元。用于道路、桥梁、地铁等重大市政建设项目,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工业项目和社会福利设施。

    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步优化,技术进出口加快。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有新进展。至1995年,工业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90%以上,生产资料进口比重1990年起一直在90%以上。1983~1995年,技术出口合同金额14.95亿美元,技术进口除利用引进外资进口的技术设备外,共引进技术与设备总金额达45.87亿美元。

    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建立贸易关系。到1995年,同183个国家和地区4万多户客商,建立贸易关系。

    上海口岸功能大幅度提高。1995年,上海口岸进出口总额481.4亿美元,进口225.3亿美元,出口256.1亿美元;外地货源169.67亿元,占口岸出口货源33%。

    扩大在海外投资规模。至1995年,在70多个国家、地区设立400多个海外贸易企业,覆盖了上海出口主体市场的营销网络。

    发展对外经济合作。进行劳务输出,1995年输出1.45万人。人员从普通劳务人员扩展到技术、管理人员。承包工程项目,承担设计、咨询、施工,提供成套工业设备。1979~1995年承担援外项目21个,其中主承包19项,金额6.01亿元。接受多边双边援助,1979~1995年接受107项,受援金额1.18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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