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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书的基本知识

2010/4/12 16:40:11

 

第一讲  地方志书的价值

 

提要:历代统治阶级与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地方志;

外国如何重视地方志;

地方志首先存史,同时能为物质、精神、政治“三个文明”建设服务。

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与学者重视地方志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的文化传统。

(一)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鉴”:镜、审察、儆戒和教训)

古代官员认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古代,新官上任有“以志呈阅”的传统。唐代韩愈到岭南就借阅《韶州图经》,看后还题诗一首;“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信难,愿借图经将入界,亦逢佳处便开看。”(广东韶关,有曲江。韶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置韶州)

南宋朱熹到南康军(今江西永修、都昌、星子县)做官,“下车首以郡志为问。”

方志有“鉴往知来”的作用,宋代真德秀说:“为此郡之吏者,不可无此书。”

朝廷的重视。数千年来,由于地方志在便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了解各地或当地自然资源、经济物产、行业产业、政治社会、文化文风、民俗民情并以此辅佐治国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之历来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为此历代中央政府发布了许多修志的命令,其中封建朝廷35份(此外,民国政府11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的修志命令开创了官修志书的先河,确立了地方志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地位,并初步建立和形成了中央对地方修志的监督管理和质量要求。中央政府发布最早的与修志有关的命令应该在西汉。封建时代中央政府的修志命令最详细具体的要算载于《清实录•世宗实录》中的雍正修志上谕,共400多字。(详见梅森《从历代中央政府的修志命令看<地方志工作条例>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9期)。

(二)封建社会学者对地方志的重视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江苏武进人(今常州市)李兆洛在《怀远县志》中说:“志者,志民生之休戚(欢乐与忧愁,即福与祸),志天下之命脉,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鉴也,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

章学诚还认为“志书,下为谱牒持平,上为部府征信,实国史之要删也。¼¼今天下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志乘。”(章学诚《立志科议》)

章学诚:“方志能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修湖北通志》驳陈熷仪)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学者顾炎武(江苏昆山千灯镇人)正是从“鉴往知来”出发,搜集、整理大量资料著就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地方志的重视

(一)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重视地方志。

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借志书,研究当地民风,指挥打仗。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要看地方志。同年8月周总理指示:“要系统整理县志,古为今用。”

陈云同志生前先后为《青浦县志》、《沈阳市志》等8部志书和《中国地方志》杂志题写书名和刊名。(在陈云诞生100周年纪念时,撰文在《文汇报》、《中国地方志》:“陈云与社会主义地方志事业”)

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1987年5月26日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说:“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讲话15周年时,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于2002年第五期《中国地方志》公开发表,同期发表了“尙志”文章“指导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文献”)

各地方领导对地方志书的重视。回良玉同志在安徽亲自担任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体人民代表承诺地方志的完成。习近平同志到上海后不到1月,要上海市委办公厅通知地方志办公室要上海志书。

(二)新中国中央关于编纂地方志书的规定与政令。

建国后9份(包括《地方志工作条例》)。

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地方志编纂取得了与世瞩目的成就,地方志工作的制度建设也不断加强和完善。随着首轮修志的成就,和第二轮地方志编纂的启动,2006年5月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标志新中国地方志工作经过了一个从行政指导到政府法规建设的发展历程,标志着依靠地方党委、政府重视修志转为依法修志。

三、外国重视中国的地方志

德国、瑞典、美国、日本等汉学研究比较发达的国家,都重视收集研究地方志。柴泽民大使到美国犹他州图书馆,人家送他《闻喜县志》和《柴氏宗谱》。欧洲许多图书馆收有中国的地方志。日本篷佐文库有中国的孤本,如《泰昌元年全椒县志》。现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都通过中国的图书进出口公司收集中国的新方志,以了解中国的国情、地情。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收大批新方志。

四、编纂地方志的社会价值和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也就是古代人对国史与地方志的功能分工。

中国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古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书同文”,因之中华民族的历史通过统一的文字(史、志)而传承下来。而西方文明往往物还在,但没有文字记述。方志基本的功能是“存史”,但又派生出其它功能。古代人认为是“资治、存史、教化” 。今天认为可以“存史、咨政、育人”。

(一)资治

在第一轮修志中,江苏常熟对“鳗鱼桥”考查,开发了鳗鱼苗资源,远销日本。

武汉市修志中使失传的汉绣逢生。

安徽全椒县修志根据古驿道,建议原路改线,最终交通部推出了新疆伊宁到上海的高速公路(312国道)。

上海杨浦区改变了原来“321”产业的发展思路,改为“二三并举”。

1988年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时说:“把上海真正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城市,很不容易,需要正确的决策,需要高瞻远瞩……若要决策应该有比较齐备的根据、资料信息,也包括考虑到上海的历史沿革、风俗民情……上海地方志工作中收集到大量资料,这是非常宝贵的信息。我相信,上海地方志的编纂对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能起到非常好的参考和咨询作用。”

(二)存史

地方志事涉百科,一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无不备载。“方志是国史之要删”。一代代传下来。中华文明史上有国史,下有地方志,一代代薪火相传。

(三)教化(育人)

编纂乡土教材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如抗日战争口述史资料。

第二讲    方志的源流及发展槪况

提要:方志的起源众说不一,①起源于史。②脱胎于地理。③与“周官”有关。④《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为方志鼻祖。

方志的发展:①先秦及以前偏重历史。②汉唐偏重舆地。③宋以后史志合一。

今天“史志体”方志孕育于汉唐,成型于两宋,发展于元明,隆盛于清代,民国有所发展,新中国的方志无沦在组织、规模、成书种类数量以及读志用志方面,旧志是不可比拟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志、地方志书、地方志工作的概念,即回归方志地情记述的本源,同时提出“大方志“的概念。

一、方志起源诸说

志就是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行政或自然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方”即“四方”,“志”,就是“记”的意思。

方志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有不同观点。

(一)源于史

周王朝建立后,在中央和诸侯国都设立史官,负责记事、记言。《周礼·春官》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礼·地官》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据清代孙诒让说;“方志,即外史所掌四方之志,所以识记久远掌故,外史掌其书。”也就是外史掌诸侯国典籍并提供中央的诵训官。诵训官再把外史提供的“四方之志”讲解给周天子以了解天下情况。可见方志是记载诸侯国历史的典籍。

这样,宋司马光《河南志序》认为,《周官》中的“职方”、“诵训”、“土训”与后世的方志有相似之处。

清代的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志为史体”,春秋战国时期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诸侯国史,如楚《梼杌》、鲁《春秋》、晋《乘》、秦《记》、郑《志》是早期的方志。故梁启超有“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之说。

(二)源于地理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参照后世方志的分类与上古的《禹贡》、《山海经》相近,认为方志是从舆地演变的。

《禹贡》(《尙书》中的一篇,书中采用自然分区的方法。大禹治水后)分全国为九州(冀、衮、青、徐、扬、荆、豫、梁、雍),分区记载了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土壤、物产、贡赋、交通,对长江、淮河流域也有记载。(扬州、荆州为长江、淮河流域,其余为黄河流域)

《山海经》18篇。由“山经”、“海经”、“大荒经”组成。有人认为,其中14篇是战国作品。“海经”中4篇是西汉初作品。《山海经》内容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古代的神话传说。

(三)源于《越绝书》等文献

有人从体例和内容更近似后世方志出发,认为方志的鼻祖是东汉袁康的《越绝书》、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晋常璩的《华阳国志》。

《越绝书》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今江苏、浙江部分地区)的历史沿革、市镇建设、山川、生产情况、风俗和人物。与后世的方志比较近,所以,清代经学家、文学家,阳湖人(常州)方志学家洪亮吉在《澄城县志·序》中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

《吴越春秋》记吴越两国(江浙)的兴亡始末,该书只记人物,不记地理及都邑。

《华阳国志》记巴、蜀、汉中、南中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记的蜀汉事迹和蜀中晋代史事比《三国志》更详备。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由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掌故,开方志的先例。”(范不认为是袁康著《越绝书》)

(四)多源说

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以上诸源汇流)。黄苇的观点为代表。即:诸侯国史;舆地(《禹贡》、《山海经》;其他文献(《越绝书》、《华阳国志》、《吴越春秋》)。

二、方志发展的阶段

一般认为传统方志为三大阶段:1秦代以前偏重历史—2汉唐偏重舆地(地理)-3宋以后“史志合一”。

如果单从“史志体”的方志而言,可分七个时期,即1起于汉晋—2初发于隋唐-3成形于两宋-4成规模于元明-5隆盛于清-6民国有发展-7新中国发扬光大。(1958年成都会议后修志,首轮修志、二轮修志)

(一)秦汉到隋唐之前的地方志

秦统一后郡县制(先秦为诸侯国),真正有了地方行政区划为单元修志的可能。

汉魏六朝(魏晋门阀制度,各地大家族,“著姓世族“操纵地方大权,如颍州陈氏、清河崔氏,关中号“郡县”,韦、裴、柳、薛、杨、杜首之)私修史志有发展(地方门阀有经济实力和掌控一方的权力),此期,地方志有三类著作:

①地理志(主要是“风土”)。记疆界、区域、山川、道里、户口、民情、风俗等。主要有汉朱干的《地理书》、东汉应劭《十三州记》、晋挚虞的《畿服经》、陈顾野王的《舆地志》、北魏阚骃《十三州志》,皆失传。

②郡书(主要记人物)。记乡邦先贤,著名的有《三辅耆旧传》(汉景帝以左、右内史、主爵都尉同治长安城中,故京城合称三辅。“耆旧”,年高又有声望的人)、《鲁国先贤传》、《京兆耆旧传》、《雍州学官志》等。

③都邑志。记城池、宫殿、观阁、陵庙等,如《三辅黄图》、《长安图》等。都邑志又称都请“都邑簿”。

以上三类各是后世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越绝书》出来前,地理、都邑(市镇)、人物三类是分三种书记述的。自《越绝书》出来后,兼具以上地理、都邑、人物三方面内容,所以有人说方志源于《越绝书》。

但魏晋的各类志书大都不存,只有《华阳国志》最为完整,记载详尽。《三国志》记诸葛亮南征不到30字,而《华阳国志》有700字。还有李冰修都江堰比《史记》、《汉书》详细。除《越绝书》、《华阳国志》、《吴越春秋》、《三吴郡国志》外,《娄地记》等也是代表作(上海松江地区)(以上是秦汉至隋唐之前的地方志)

(二)隋唐时期的地方志

此期间经济繁荣,方志从私修转为官修。官修规模大、成书快,促进了地方志的发展。(隋大运河的修成,中央王朝的交通、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一统;唐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盛世修志)

①隋代。

由唐魏征集撰的、创“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隋书》,其“经籍志”记载:“隋大业中(605~617)普诏天下诸郡,采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所以隋代编出了131卷的《诸郡物产土俗记》、129卷的《区宇图记》、100卷的《诸州图经集》,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修志创立了格局。(为了大一统,打击魏晋以来的地方门阀;不允许私修)

②唐代

唐代皇帝下诏各州府三年(一度五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军事之用)。所以,不仅朝廷史官、名臣主持修志,各行政区也写了区域概况性的方志。唐代第一部地理总志是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历时5年主修的550卷的《括地志》。唐太宗评价“简而能周,博而尤要,度越前载,垂之不朽”(《玉海》卷十五)。(《贞观长歌》电视剧,李泰与太子承乾争夺继承权,李世民了解今甘肃、新疆一带情况,李泰因编《括地志》讲得头头是道)唐代代表作是全国性总志,两任宰相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该志“详略得中,记叙有法”,是魏晋以来保留最古的总志。

唐代方志主要形式是图经。当时所修的图经遍及全国,连边远的地方也不例外。敦煌发现的就有《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其中《沙州图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经,修于开元间,距今1200多年历史。图经的体例,有图有说。

这一时期的图经有着由图为主向“经(文字)”为主转化的渐进趋势:一是记州县的原书名“图经”、“图记”、“地记”,开始称“图志”或“志”了,图的地位渐小。二是由地理为主,转为地理、政事并重。

(三)宋代的地方志(发展、特点、名著)

唐后五代动乱,国家典籍散失。宋统一后承袭唐“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徽宗大观元年(1107),朝廷设置专门的中央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首次在中央政府设立修志专门机构)

1宋代方志在组织方面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继承《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做法,修全国性的区域志(一统性质)。二是在地记、图经的基础上创修州、郡志。

2宋代修志的特点三方面:一是较前代数量多,600种(800种、1000种)。二是体例内容完备,如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在地理方面增加了姓氏、人物、风俗,在人物方面增加了官爵,此外还增加了诗词艺文。使方志由舆地(地理)之书向史的方向发展。三是由图经、图志改称为“志”。如《严州图经》在绍兴年间的刻本改名《新定志》(今属浙江淳安)。

3宋代著名的志书,总志方面有200卷乐史的《太平寰宇记》、10卷王存的《元丰九域志》、200卷王象之的《舆地纪胜》。首都志有南宋京城“临安三志”,分别是尹周淙《乾道·临安志》、施谔《淳熙·临安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其它区域志有20卷宋敏求的《长安志》、罗愿的《新安志》(徽州)、梁克家《三山志》(福州)、陈耆卿的《赤城志》(台州)、南宋绍熙杨潜的《云间志》(今属松江一带,上海地区最早的方志)、范成大的《吴郡志》(苏州)、施武予的《会稽志》(绍兴)等都是名志。可见名志还是江浙居多。(南宋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

宋代志书名称的一个特点并不直标当时政区名称,而是用当地古郡或山水的名称。如晋陆机、陆云文学家、将领(陆氏江东首望大族),认出“二陆“。陆云在洛阳与荀鸣鹤相见,双方自我介绍: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世说新语》:“云间”即“云彩之间”,陆云名“云”,字“士龙”,后来就把陆云的家乡(今松江一带)称为“云间”。

从修志数量来看,南宋多于北宋,从地域看,南方多于北方。

宋代现存志书不超过30种。

(四)元明时期的地方志

①元代

元代首开编修真正的一统志。至元二十三年(1286)大学士扎马拉鼎奏称:“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元世祖让扎马拉鼎等以职方上交的版图,用5年时间纂辑成1300卷的《大元大一统志》。一统志以“路”、“省”所辖的府、州为一级纲目,其下按事分二级及以下类目(建置、乡镇、山川、土产等门)。

元代修志主要成就是修了这部一统志。其时修的州县志不多,160种不到,剩下的只有11种。佳志有《嘉禾志》(嘉兴)、《金陵新志》(南京)、《昌国州图志》(浙江定海,今舟山市)、《齐乘》(山东)、《长安志图》(西安)。

②明代

明代修志数量较大,770种(900种、1600种)、10087卷。

a特点:一是官方重视。开国洪武三年(1370)就下诏修《大明志书》。永乐间两次颁修志的条例,明确志书的基本门类(21类)。

二是重视要镇雄关修志。如郑晓的《九边图志》,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蓟、昌、辽、保四镇,居庸、紫荆、山海三关)。

三是地方修志普遍,万历张邦政在《满城县志·序》中说:“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四是探求方志的性质、功能,总结历代经验提出见解。如嘉靖《直隶池州府志·序》:“志者记也,所以记事之实也,即四方之史也。”认为方志属史。山西《曲沃县志》主修刘鲁生认为好志的标准是“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

b明代名志有康海的《武功县志》(陕西),全书2万字,以简赅见称于世,对人物“善恶并著(书)”。韩邦靖《朝邑志》(陕西),共5700字。清章学诚评:“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此者。”此外,还有《大明一统志》、盛仪的《维扬志》(扬州)、张钦的《大同府志》(山西)都是明代的名志。

c明代修志之不足。后人批评,清代阮元在《道光仪征志·序》中说:“明代事不师古(传统),修志者多炫异(追求与众不同)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掠美”、“载籍(典籍)而轻改妄删,由是新志甫成,旧志遂费。”

(五)清代的地方志

1.成就的四点表现

社会主义新方志之前历史上修志最盛莫过于清代,封建时代的修志高峰。成就之大表现在四个方面(尤其乾嘉时期):

1一是3次大修《大清一统志》,始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Ñ一成书乾隆八年(1743),Ñ再成乾隆四十九年(1784),Ñ三成道光二十二年(1842)。大致50年一修一统志。

2二是修志比前朝更加普及,志种广泛,数量最多。朝廷诏令修志(康熙十一年、雍正七年)。雍正命令:省、府、州、县60年一修,成立志局,省学正督促检查。除行政区域志外,还编山水、古迹、寺观、盐井、土司等专志。现存旧志8300多种,清代5700多种,占80%以上。

3三是学者参与,方志质量提高。著名的学者如章学诚(绍兴人、思想、方志、史学家、《文史通义》)、戴震(休宁、经学、小学、大学者)、钱大昕(嘉定、经学、史学)、方苞、姚鼐(桐城、桐城文派)、全祖望(宁波、浙东史学名家)、毕沅(太仓、《续资治通鉴》220卷)、纪昀(河北献县,文学、史学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洪亮吉(常州人、训诂、文学)、孙星衍(常州、藏书家、目录学家)、李兆洛(常州、散文家)、阮元(仪征,诗人、书法家、经学家、训诂)等都参加了修志,其中戴震、钱大昕、纪昀、阮元均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除戴震为赐进士出身外,其余均是进士,其中孙星衍是榜眼,毕沅是状元。他们对方志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章学成最为著名,影响和成就也最大。均把修志看成“著述之大业”。

4四是总结修志经验创立方志学,主要是方志编纂学。乾嘉时期是传统方志学研究的高峰,乾隆时期的戴震、章学诚、钱大昕,嘉庆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等在清初顾炎武探讨的基础上,对修志方法进行了概括。

2.清代方志鼎盛的原因

1一是清王朝的重视。如乾隆亲自过目,提出修改意见。

2二是学者的努力,康雍乾三朝文网严密,学者不敢轻言治史,把注意力转移到修志上。修志成为社会风气。尤其是乾嘉时期形成方志学的研究。晚清,志书的体例、体裁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介绍和传播世界各国史地知识极为有效的方式方法,而且这类志书还深深影响了朝鲜和日本,方志的作用被发挥到极致。林则徐编《四洲志》,魏源撰《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采用传统地方志书的体例介绍西洋各国的历史、地理、物产、人文、社会制度和器物等,以“救亡图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3.清代名志

戴震《汾州县志》(山西),章学诚《永清县志》(河北)、《和州志》(安徽),李兆洛《凤台县志》(安徽),姚鼐《庐州府志》、《六安州志》(安徽),孙星衍《邠bin州志》(今陕西彬县、长武、旬邑),浙江平湖人陆陇其(康熙十四年嘉定知县)《灵寿县志》(河北),青浦王昶《太仓州志》(江苏),江阴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史学家、中国近代图书馆业创始人缪荃孙《顺天府志》、《顺天补志》(北京),音韵学家、训诂学家、金坛人、《段注说文解字》作者段玉裁《富顺县志》等。

(六)民国时期的地方志

1特点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修志不多,约268种,5629卷,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但把近现代科学引进修志,科学性、实业性有很大进步。注意产业、企业资料,增加统计数据和图表。

2著名的方志家及方志学著作

著名的方志家有近代思想家、国学、历史学家、维新领袖、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湖北潜江人、藏书家、学者甘鹏云;绍兴人、红学家索引派代表寿鹏飞;浙江龙游人、北洋军阀代理总长、教授、浙江通志馆长、书画家余绍宋;江西南丰人、《江西通志稿》、《庐山志》《续庐山志》第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史》作者吴宗慈;苏州吴江人、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湖北蒲圻(qi)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学者张国凎;浦东川沙人、教育家、职业教育创始人、民盟、民建创始人黄炎培;湖南湘潭人、中国语言文学家、教育家黎锦熙;河北阳原人、史学家李泰棻;无锡人、史学家、湖北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士嘉;河北新河县人、现代档案学家傅振伦等。

著名学术成果:有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说方志》;甘鹏云《方志商》;寿鹏飞《方志通义》;张国凎《中国地方志考》;黎锦熙《方志今议》;李泰棻《方志学》;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傅振伦《中国方志学》。

3名志

黄炎培《川沙县志》(创新概述、上海)、余绍宋《龙游县志》(浙江)、缪荃孙《江阴县续志》(江苏)、黎锦熙《洛川县志》(陕西)、李泰棻《阳泉县志》(山西)等。

(七)新中国的地方志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国家成立地方志小组。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提倡修方志。60年代部分地方修了地方革命简史类型的志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盛世修志,1980年胡乔木提出:“我们国家有这个修地方志的历史传统。……我们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去编写地方志。可是,目前我国这方面还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此后,1983年国家恢复成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随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成立地方志工作机构,全国普遍开展修志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于1985年4月、1996年11月份布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文件对地方志的编纂原则、组织设施作出具体规定,为此形成各级政府主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织实施的修志格局。全国第一轮规划修志省、市地、县三级6319部,到2002年底出版5014部。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下发,“20年左右续修一次”之后,全国各省市区绝大多数开展第二轮方志的编纂。全国还有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广西、新疆、山东、江苏、福建、陕西建成或正在建方志馆。2006年5月18日《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新中国方志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第三讲  方志的性质与类别

一、方志的性质

(一)清乾嘉时期

章学诚“志属信史”(《修志十议》)。

戴震“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钱大昕方志“乃一方之征信”(《鄞县志·序》);“志之为言,识也”(《凤阳县志·序》。

(二)民国时期

黎锦熙“折衷之论,则谓方志之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方志今议》)

(三)新中国时期

胡乔木:“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朱士嘉:“方志者,槪以地方为单位之历史与人文地理也”(《中国地方志综录·序二》)

史念海:“横呈自然与人文结合”(《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

董一博:“中国地方志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要重视编修新方志》《人民日报》1982年8月23日)

黄苇:“方志乃一方古今总览”(《章学诚方志理论研究》)

仓修良:“亦地亦史的性质”(《方志的起源和性质》)

刘辰:“地方志是地情书”

王晖:“方志是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是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它既是概括一地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地方史书,又是横陈现状的地方百科全书,故有一方全史之称”(《论方志性质》)

梅森:原认为“方志是时空性多学科、多专业的历史和具有系统资料的科学文献”(《方志学简论》)。后认为方志的性质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隋唐属地理,宋至清属历史,民国史志结合,新中国是记录地情的综合性文献”(《方志性质宽泛性和学科间交融性的发展趋势浅议》),认为地方志包括志书、年鉴与其它地情书。

魏桥、欧阳发、梁滨久、刘伯修、苏长春、宋永平等“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地方志工作条例》:“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二、方志类别

总体可分为区域志、专志杂志。

(一)区域志

包括一统志、总志、省志、府志、州志、县志、厅志、市志、地区志、乡镇志和乡土志、村志。

①总志

是记两省以上乃至全国范围的志书,如《元和郡县图志》、《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有些冠“总志”的并非总志,如清代《湖广总志》、《河南总志》只是湖广省、河南省一省的志书。

②省志

历史上叫“通志”,如《江南通志》、《安徽通志》等。

今天是“省级志书”的意思,包括直辖市志,如《北京市志》、《上海通志》。自治区志,如《广西自治区志》。

③府志、厅志

民国以后,府、厅行政区撤销。所以,现代以前有府志、厅志,如《松江府志》。厅是清代在新开发的地区设厅,修志如《川沙厅志》。

④市志

民国以后(20世纪20年代起)有市的建置。今天的三级志书中的“市志”包括省级(直辖市),如《北京市志》。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如《厦门市志》。地专级,如《马鞍山市志》。县级,如《亳州市志》。

⑤地区志、州志

专区、地区是民国以后新的政区,新中国成立后沿用到改革开放中期,后撤区建市,所以首轮修志有地区志,如《滁县地区志》。

州志,州的建置清代是介于府与县之间,如六安州,编《六安州志》。新中国州主要设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编《大理州志》。

⑥区志

即城市的中心城区或郊区,编区志。如《黄浦区志》。首轮城市郊区基本是县的建置,如松江县、嘉定县,首轮修志编县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 世纪初,撤县建区,第二轮续修要修新区志,如《嘉定区续志》、《松江区志》。

⑦县志

历史上、当代都有,数量最大的志种。如《川沙县志》。

⑧乡镇志、村志与乡土志

乡镇修志始于南宋。清光绪三十四年学部通知各县编乡土志。民国日本侵略,也编了一些乡土志,弘扬爱国。如上海地区的《三林乡志》《七团乡志》《江湾里志》。

⑨山湖江河海洋志

历史上就有,山志较多。第一轮修志山湖志成系统,如《黄山》《巢湖志》、《长江志》、《淮河志》、《海洋志》。

(二)专志

专记某专业、事业事物的志书。如《上海文化志》、《上海文学志》。“专志贵专”。

(三)实体志(厂矿、部门志)

厂矿志、部门志、校志、科研院所志等。如上海第二轮修大型实体志:大型企业志系列,包括宝钢集团志、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志、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志65种;大型事业单位系列包括复旦大学志、同济大学志、瑞金医院志、中科院上海分院志等。

第四讲  地方志书与历史、年鉴的区别

一、地方史、地方志书、年鉴的概念

1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是史学研究的对象”。狭义的历史是“记载过去事迹的书”。(《辞海》1999年版)

2地方志书。“记述一方事物的书”(1999年版)“方志分门别类,取材丰富,为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参考资料”(《辞海》1979年版)。

3年鉴。是“工具书的一种,汇集编纂前一年或最近若干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资料等,以供参考。一般逐年出版”(《辞海》1999年版)

二、地方史、志、鉴的异同

1共同点

地方史、志、鉴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区域性的地方历史文献,都是记载以往的事物和事迹,记载的对象都是自然和社会,都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

2不同点

地方史、志、鉴记述的内容时限不同,功能角度的侧重点有差别。年鉴是年度编写。方志是数十年一修。历史是“百年治史”。

由于记述断限不同,鉴于记述对象事物的沉淀和对事物的认识度不同,导致三者的功能各有侧重。年鉴周期短,只能侧重情况和统计性资料。方志数十年一修,虽属“当代修志”,但对事物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强调寓观点于记述之中。方志是资料性著述,属编著性质。历史是研究描述社会发展的轨迹,因之,资料性不是历史的主要功能。

3地方文献形成层次。年鉴是上游、地方志是中游、历史是下游产品。

4性质功能的不同,导致三种文献体例和章法的不同。史体是以时记事,方志是以类记事,年鉴是以栏目记事。“史体”,旧的史学有编年、记传、记事本末三大体例。而新史书采取教科书的写法较多。但旧、新史都是以年代为经,以事件为纬著述往事,侧重从纵的方面反映历史的连续,要求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史的结构是“一条线”。

“志体”侧重从横的方向,先分类,再纵述。

所以,章学诚说:“史体纵看,志体横看”。(《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方志隐寓观点而不陈述观点。重在记述,述而不论,尤其不可大断议论。以类系事,横排纵写。

志书应采取记述体,应区别于论文、工作报告、总结、教科书、文艺作品、科研记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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